，四十九妻，五十四子。其第二十六子孚承其后，为周文王师，拜官钱府上士，因去碇竹而为钱氏，此定姓之祖也。自此以下第七十一世而至武肃王。原原本本，一丝不乱。
泳谓此谱，断非武肃所作，尚是沿袭贞观初所贡之氏族旧本。即他姓之谱，如此类者甚多，皆渺茫之言，不足信也。故颜师古极论之，谓“私谱之文，出于闾巷，家自为说，事非经典，苟引先贤妄相假托，无所取信，宁足据乎！”如《欧阳氏谱》只序世系，自询以下仅五世已阅三百年，自琮以下才百四十年，而业已十八世。据三十年为一世之说，何长短之不齐也。又《苏氏族谱》引云：“唐神尧初，长史味道刺眉州，卒于官，一子留于眉，眉之有苏氏自此始。”案神尧者，高祖谥也，而味道并非高祖时人。又载讳钅斤者为始祖，注云：“不仕，娶黄氏，享年若干，七月二十六日卒。”既不详世次，又不著纪年，究竟在何年之七月二十六日，皆可笑。其《自叙》云：“《苏氏族谱》，小宗之法也，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，而未及大宗也。”其疏略如此，而亦谓之谱。至今人尚有《欧谱》、《苏谱》之称，皆以为典据，谬矣！
宋狄青不认梁公为同族，世争重其言，吴毅父驳之，谓其武臣少读书，昧于谱牒，而疏于原本。若梁公之在唐，望云思亲，何其孝也；反周为唐，何其忠也。
既忠且孝，青恐不能克肖前人耳，何云一时遭际，安敢自附前人邪！况狄之先，由周成王封少子于狄，因以为氏。青与梁公实系一派，惟世远人亡，徙迁靡定，谱牒莫稽，举原一本者而途人视之，又何怪焉。至今人家无谱牒可考者，辄以狄青之言为证，亦不足以为典据也。
惟吾钱氏一族，家家有谱，或此详彼略，或彼详此略，要其指归，大约相同。
自武肃王以下至泳凡三十世，独忠懿王后一支最为繁多，以纳土于宋，无有兵革，未尝破家，故合族三千余人，俱入汴京。至高宗南渡，仍回临安，自此散居江、浙。故江、浙之钱氏视他省为尤盛。所以谱牒之传，亦较别家为可信，无有渺茫之言，及欧、苏、狄青之病也。然每见读书人俱不留心，如屿沙方伯之先出常熟千一公后名应龙者，字吟溪，系鹿园支，至方伯为三十一世，误认奚浦支应隆公为祖，则忽长五世，为武肃王二十六世孙矣。又黼堂少宰为文僖公第十子景略公后，实三十世，而行状以为武肃三十三世孙，亦失考之甚。更有奇者，竹汀宫詹博雅嗜古，著作如山，为当代之通儒，而不及谱牒一字。余尝亲问之，曰：“无稽矣。”后见《虞山世谱》，知宫詹亦出自常熟千一公后，有讳浦者，迁嘉定，是即宫詹之所祖也。
◎墓碑墓之有碑，始自秦、汉。碑上有穿，盖下葬具，并无字也。其后有以墓中人姓名官爵，及功德行事刻石者，《西京杂记》载杜子夏葬长安，临终作文，命刻石埋墓。此墓志之所由始也。至东汉渐多，有碑，有诔，有表，有铭，有颂。然惟重所葬之人，欲其不朽，刻之金石，死有令名也。故凡撰文书碑姓名俱不著，所列者如门生故吏，皆刻于碑阴，或别碑，汉碑中如此例者不一而足。自此以后，谀墓之文日起，至隋、唐间乃大盛，则不重所葬之人，而重撰文之人矣。宋、元以来，并不重撰文之人，而重书碑之人矣。如墓碑之文曰：君讳某字某，其先为某之苗裔，并将其生平政事文章略著于碑，然后以某年月日葬某，最后系之以铭文云云。此墓碑之定体也，唐人撰文皆如此。至韩昌黎碑志之文，犹不失古法，惟《考功员外卢君墓铭》、《襄阳卢丞墓志》、《贞曜先生墓志》三篇，稍异旧例，先将交情家世叙述，或代他人口气求铭，然后叙到本人，是昌黎作文时偶然变体。而宋、元、明人不察，遂仿之以为例，竟有叙述生平交情之深，往来酬酢之密，娓娓千余言，而未及本人姓名家世一字者。甚至有但述己之困苦颠连，劳骚抑郁，而借题为发挥者，岂可谓之墓文耶？吾见此等文属辞虽妙，实乖体例。
大凡孝子慈孙欲彰其先世名德，故卑礼厚币，以求名公巨卿之作，乃得此种文，何必求耶？更可笑者，《昌黎文集》中每有以某年月日葬某乡某原字样，此是门人辈编辑时据稿本钞录，未暇详考耳。而后之人习焉不察，以为昌黎曾有此例，刻之文集中，而其子孙竟即以原稿上石者，实是痴儿说梦矣。
◎四金刚今寺院门首必设四金刚，即佛家所谓四大天王也。溯其所由，乃唐代宗时西蕃寇西凉，诏不空和尚入诵仁王密语，神兵见于殿庭。西凉累奏东北云雾中见神兵鼓噪，蕃部有金色鼠皆咋绝弓弦，而城坳忽幻光明，有四天王怒睨蕃帅，蕃帅大奔。由是敕诸寺院皆置四天王像，此其始也。
◎盂兰盆会《旧唐书。王缙传》载代宗奉佛缙为宰相，尝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，饰以金翠，所费百万。又设高祖以下七圣神座，备幡节龙伞衣裳之制，各书尊号于幡上以识之，舁出内陈于寺观。是日排仪仗，百寮序立于光顺门以俟之，幡花鼓舞，迎呼道路，岁以为常。今盂兰盆会之始也。
◎宋儒《六经》孔、孟之言，以核《四子书》注，皆不合，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