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今之世有所兴作，横议先至。”至哉言乎！故水利之不兴有六梗焉，大都为工费浩繁，库无储积，一时难于筹划，则当事为之梗。享其利者而欲避其事，恐科派其膏腴之田而为累也，则官宦家与富豪者为之梗。或有惑于风水之说，某处不宜开，某处不宜塞，为文运之攸关，则科第家与诸生监为之梗。
小民习懒性成，难与图始，则刁顽为之梗。卖法者多，程功者少，则吏胥为之梗。
甘苦之相畸，劳逸之相悬，张弛之相左，则怨咨者为之梗。此六梗者，水利之所以不兴，而人心之所以未定也。
宋有天下三百年，命官修治三吴水利者三十余次。明有天下三百年，命官修治三吴水利者亦三十余次。盖开江治水，未免扰民，然正恐其扰民，故开江治水。
夫天下事最误于因循，而亦忌速成。如治水大事也，岂能限时日而奏功乎！
大约一年二年而围岸可成，三年四年而沟洫可深，五年六年而浦渎可通，七年八年而三江可入，至于九年十年，则无不告厥成功矣。
◎太湖太湖之为震泽、具区、笠泽、五湖，前人载之甚详，可不具论。惟是襟带三州，众水所宅，东南之利害系焉。其西北则自建康等处入溧阳，迤逦至长塘河，并镇江、丹阳、金坛、茅山诸水，会于宜兴、荆溪以入。其西南则自宣歙、天目诸山，由临安、余杭以及湖州之安吉、武康、长兴、乌程，合苕、窳较之水以入，汇为巨浸，分布诸河。一由吴江出长桥入吴淞，一由长洲出昆山入刘河，一由无锡出常熟入白茆，皆入于海。其底定也，则灌溉三吴之民田而享其利，其泛滥也，则浸淫三吴之民田而被其害。是以古人之治水也，疏其源，导其流，皆为民兴利除害而已。
徐贯曰：“太湖之水，上流不浚，无以开其源，下流不浚，无以导其归。”
洵至言也。今五堰既塞，广通又废，而吴江长桥一带亦淤垫，几成平陆。然上筑周行以通行旅，下开堰洞以泄湍流，似可以为万世之利矣。而不知湍流不畅则不达于枝河，枝河之水不达于三江，三江之水不达于大海。故遇旱则赤地千里，遇水则一望汪洋，而农田为之害。农田日害而下民穷蹙，下民穷蹙而赋无所出，皆听命于天时，而实非也。
或有问于余曰：“太湖之水，为长桥所塞，致三吴有漂没之忧，何不去之，以复古之旧迹乎？”曰：“不可也。从来治水治田，两者相兼，舟行陆行，不能偏废。且病积日久，难以施功。岂去一长桥，而遂能为三吴之利耶？只求斩其茭芦，浚其淤积，相其地宜，顺其水性，修其堰洞，通其湍流而已矣。”
说者谓吴江未筑长堤以前，吴中自来无水患。既筑长堤以后，横截湖流，不能宣泄，水患始于此矣。余曰不然，吴地襟江带海，淤潮易积，虽不筑堤，亦难治也。试看五代、宋、元以来，有营田军、庸田使、农田水利使、都水营田使，以及都水监诸官，又有所谓撩浅夫、开江卒者，年治月修，故得丰稔。夫修治而不得其法，即为水患，况不修治耶？由此言之，太湖诸口，自宜常通，不宜略塞。
水利之官，自宜特设，不宜兼领耳。
◎三江三江之说，自昔互异。或以班固、韦昭、桑钦诸家为是，或以孔安国、郭璞、张守节、程大昌为是。余以为俱可弗论，总之以导江入海为第一义，俾有蓄泄以溉三吴之民田为第二义。盖古之治，治水也，今之治，治田也。时代既移，沧桑莫定，虽考订精详，寻其故道，岂再能复禹之旧迹乎？但以目前而论，震泽之下可通入海者，惟吴淞、刘河、白茅为最利，即今日之三江也。
王同祖曰：“三江通，则太湖诸水不为害，苏、松、常、镇、杭、嘉、湖七府皆安，而民被其利。三江不通，则太湖东注，泛滥为灾，三吴先受其害矣。”
故东南治水，三吴为急。
自禹导三江之后，历周、秦、汉、魏、晋、唐，不言三吴有水患，而水患之来却有故焉。一塞于东江，再塞于长桥，水已失其宅矣。后之人但知开浚三江之为利，而不知屡开屡塞之为害也。今之治水者，莫若因其势之便而导之，如近三泖者使入黄浦，近沙河者使入娄江，近昆城者使入白茅是也。
大凡治事必需通观全局，不可执一而论。昔人有专浚吴淞而舍刘河、白茅者，亦有专治刘河而舍吴淞、白茅者，是未察三吴水势也。盖浙西诸州，惟三吴为卑下，数州之水，惟太湖能潴蓄。三吴与太湖相联络，一经霖潦，有不先成巨浸乎？
且太湖自西南而趋东北，故必使吴淞入海，以分东南之势，又必使刘河、白茆皆入扬子江，以分东北之势。使三江可并为一，则大禹先并之矣，何曰“三江既入，震泽底定”也，后之人有能翻大禹之旧案乎！
昔人有以钱塘、扬子、吴淞为三江者，谓杭州筑长林堰，而太湖东南之水不得入于钱塘；自常州筑五堰，而太湖西北之水不得入于扬子；独吴淞一江当太湖下流，泄三州之水以注海。此又一说也。
治三江者，自当以吴淞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