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均赋余藩牧吴中时，目击田赋之重，曾有均田之议，旋以引疾归里，未及上陈，附见其说于《退庵随笔》中。盖亦国初人有此议，曾见其书，而忘其姓氏，既而再四思之，此说究有难行，我朝一视同仁，究未便为此挹彼注兹之请，而同辈中，亦有窃笑其迂者。近读梁绍壬《秋雨庵随笔》，所载一条，较为平允，胪陈原委，亦更详明，因亟录之，以资决择。其略曰：“江南之苏、松，浙江之嘉、湖，江西之南昌、袁、瑞等府，赋重于他处，人皆曰，此明太祖恶张士诚、陈友谅，因而仇视其民也，而实不尽然。盖其害实起于宋之官田，迨有明中叶，复摊旃偬镏馗巢⒂诿裉铮遂贻祸至今。考官田、民田之分，二者本不相同，官田输租，民田纳赋，输租故额重，纳赋故徵轻。宣和元年，浙西、平江诸州，积水新退，田多旷业，当时在廷计利诸臣，献议募民耕种，官自收租，谓之官田，厥后加以籍没。蔡京、王黼、韩嚯械龋又充逾限三分之一之田尽属之官，而官田于是乎浸广矣。沿及元世，相沿不革，元末张氏窃据有吴，又并元妃嫔亲王之产入焉。明祖灭张氏，其部下官属田产，遍于苏、松，明祖既怨张氏，又籍其田，并后所籍富民田，悉照租额定赋税。正统时，巡抚周忱奏请减官田额，又奏官田乞同民田起科，部议格不行。嘉靖中，嘉兴知府赵瀛，请以官田重赋，摊煊诿裉锒均之，赵固以官田、民田，有同一丘而税额悬殊，故创并则之议，不知官田自当减赋，民田不可增赋，同时苏、松亦仿其议，奏请允行，自是官田之名尽去，而民田概加以重赋。我朝平定江南，以万历时额赋为准，时已无复有官、民之分，但官田虽减，犹未为轻，民田既增，弥益其重，然则江右南昌、袁、瑞浮粮所以早蒙豁免者，由官田名额未除，苏、松、嘉、湖浮粮所以难邀蠲除者，以官田名额既去，均于民田之赋，竟指定为正供，不复推求往时摊熘故。韩世琦、慕天颜先后披陈，卒格不行。雍正二年，特恩除苏州额征银三十万两，松汀十五万两；乾隆二年，又除苏州额征银二十万两，民力固可稍舒，然旧额太重，虽屡减仍无益也。
如有为民请命者，诚能缕述其所以然之故，知宋不括官田，则无此重赋，明不摊烀裉铮则亦无此重赋，为今之计，莫若均赋一法；请即以苏、松邻壤，东接嘉、湖，西连常、镇，相去不出三四百里，其间年岁丰歉，雨僭缫纾地方物产，人工勤惰，皆相等也，以之较常、镇赋额，则每亩浮加几倍，宜查常、镇之额，按其最重者，定为苏、松、嘉、湖之赋，则用以指陈入告，以普朝廷惠爱东南氓庶之至意，则百世蒙其福矣。
◎斛制今之官斛规制，口狭底阔，起于宋贾似道，元至元间，中丞崔Ｑ云涫娇谙恋桌，出入之间，盈亏不甚相远，遂行于世，至今沿之不改。盖斛口小，则斛面或浅或满，盈亏固自有限，所以杜作奸者，其法至善，贾虽奸相，而此一物规制，固百世不可易也。
◎赦令谢梅庄曰：自匡衡、吴汉，不愿为赦，其后孔明惜赦，孟光责赦，而文中子乃甚其词曰：“无赦之国，其刑必平。”夫赦者，先王仁政之一，盖愚民当创惩之后，未必无悔悟之心，而人主除已往之愆，亦与民更始之义，但当以数为戒，不必以无为美也。秦皇两世，不闻有赦，唐德宗之季，十年不赦，而陆宣公、阳道州皆死于贬所，此三主者，刑何尝平哉！
◎科目近日捐输之例，层见叠出，无识者流，乃窃窃忧之，以为此风不止，必有碍于科目，且恐将来废科目之说，或由此而开，则断断不然。捐输自捐输，科目自科目，不能举一废一，且恐转瞬即有停捐输之事，而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。客不闻乾隆初有废科目之疏乎？乾隆九年，兵部侍郎舒赫德疏云：“科举而取，案格而官，已非良法，况积弊已深，侥幸日众，古人询事考言，其所言者，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，今之时文，徒空言而不适于用，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；墨卷房行，辗转抄袭，赝辞诡说，蔓衍支离，以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，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；士子各占一经，每经拟题，多者不过百余，少者仅止数十，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，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，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；表、判可以预拟而得，答策就题敷衍，无所发明，此其不足以得人者四；且人材之盛衰，必于心术之邪正，今之侥幸求售者，弊端百出，探本清源，应将考试条款改移而更张之，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”云云。奉旨饬议，时鄂文端公为首相，力持议驳云：“谨按，取上之法，三代以上出于学，汉以后出于郡县吏，魏、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，隋、唐至今出于科举。科举之法，每代不同，而自明至今，则皆出于时文。三代尚矣，汉法近古而终不能复占，自汉以后，累代变法不一，而及其既也，莫不有弊。九品中正之弊，毁誉出于一人之口，至于贤愚不辨，阀阅相高，刘毅所云‘下品无高门，上品无寒士’者是也。科举之弊，诗赋则祗尚浮华而全无实用，明经则专事记诵而文义不通，唐赵匡举所谓‘习非所用，用非所习，当官少称职吏’者是也。时文之弊，则今舒赫德所陈奏是也。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，在乎因时而补救之。苏轼有言，观人之道在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