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一二纸取美官者踵相继，而伯时无恙时但诸名士鉴赏得好诗数十篇尔。
杜牧记刘昌守宁陵斩孤甥张俊事，史臣固疑之，然但以理推，未尝以《李希烈传》考之也。希烈围宁陵时守将高彦昭，昌乃其副，贼坎城欲登，昌盖欲引去，从刘元佐请兵，出不意以捣贼。彦昭誓于众曰：中丞欲示弱，覆而取之，诚善，然我为守将，得失在生人，今士创重者须供养，有如弃城去，则伤者死内，逃者死外，吾民尽矣。于是士皆感泣请留，昌大惭，则全宁陵。昌安得全攘其功耶？计刘元佐间能拒守，当在彦昭，不在昌也。牧好其意，欲造作语言为文字，故不复审虚实。希烈围宁陵四十日而谓之三月，城不陷以元佐救兵至，败希烈，而云韩晋公以强弩三千希烈解围，皆非是。士固有幸不幸，高彦昭不得立传，计是官不至甚显而死，故昌得以为名。赵克国云：兵势国之大事，当为后法。昌为将固多杀，正使有之，犹不足为法，况未必有耶？为辩正以信史氏之说。
张文孝公观一生未尝作草字，杜祁公一生未尝作真字，文孝尝自作诗云：观心如止水，为行见真书。可见其志也。祁公多为监司及帅在外，公家文移书判皆作草字，人初不能辨，不敢白，必求能草书者问焉，久之乃稍尽解。世言书札多如其为人，二公皆号重德，而不同如此，或者疑之。余谓文孝谨于治身，秋毫不敢越绳墨，自应不解作草字；祁公虽刚方清简，而洞晓世故，所至政事号神明，迎刃而解，则疏通变化，意之所向发于书者，宜亦似之也。
唐僧能书者三人：智永、怀素、高闲也。智永书全守逸少家法，一书不敢小出入，千文之外见于世者亦无他书，相传有八百本，余所闻存于士大夫家者尚七八本，亲见其一于章申公之子择处。逸少书至献之而小变，父子自不相袭，唐太宗贬之太过，所以惟藏逸少书，不及献之。智永真迹深稳精远，不如世间石本用笔太碍也。怀素但传草书，虽自谓恨不识张长史，而未尝秋毫规模长史，乃知万事必得之于心，因人则不能并立矣。章申公家亦有怀素千文在其子授处，今二家各藏其半，惜不得为全物也。高闲书绝不多见，惟钱彦远家有其“写史书当慎其遗脱”八字，如掌大，神彩超逸，自为一家。盖得韩退之序，故名益重尔。
叶源余同年生，自言熙宁初徐振甫榜已赴省试，时前取上舍优等久矣。省中策问交趾事，茫然莫知本末，或告以见《马援传》者，亟录其语用之，而不及详，乃误以援为愿，遂被黜方新学。初何尝禁人读史，而学者自尔。源言之亦自以为不然，故更二十年始得第。崇宁立三舍法，虽崇经术，亦未尝废史，而学校为之师长者本自其间出，自知非所学，亦幸时好以唱其徒，故凡言史皆力诋之。尹天民为南京教授，至之日悉取《史记》而下至《欧阳文忠集》焚讲堂下，物论喧然，未几天民以言章罢。
政和间大臣有不能为诗者，因建言诗为元萄术，不可行。李彦章为御史，承望风旨，遂上章论陶渊明、李杜而下皆贬之，因诋黄鲁直、张文潜、晁无咎、秦少游等，请为科禁。故事进士闻喜宴例赐诗以为宠，自何丞相文缜榜后遂不复赐，易诏书以示训戒。何丞相伯通适领修敕令，因为科云：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。是岁冬初雪，太上皇意喜，吴门下居厚首作诗三篇以献，谓之口号，上和赐之。自是圣作时出，讫不能禁，诗遂盛行于宣和之际。伯通无恙时或问初设刑名将何所施，伯通无以对，曰：非谓此诗，恐作律赋、省题诗害经术尔。而当时实未有习之者也。
吴门下喜论杜子美诗，每对客未尝不言。绍圣间为户部尚书，叶涛致远为中书舍人，待漏院每从官晨集，多未厌于睡，往往即坐倚壁假寐，不复交谈，惟吴至则强之与论杜诗不已，人以为苦，致远辄迁坐于门外檐次。一日忽大雨飘洒，同列呼之不至，问其故，曰：怕老杜诗。梁中书子美亦喜言杜诗，余为中书舍人时梁正在本省，每同列相与白事，坐未定即首诵杜诗，评议锋出，语不得间，往往迫上马不及白而退。每令书史取其诗稿示客，有不解意以录本至者，必衬颗叱曰：何不将我真本来。故近岁谓杜诗人所共爱，而二公知之尤深。
欧阳文忠公为举子时客随州秋试，试《左氏失之诬》，论云：石言于晋，神降于莘，内蛇斗而外蛇伤，新鬼大而故鬼小。主文以为一场警策，遂擢为冠。盖当时文体云然。胥翰林偃亦由是知之，文章之弊非公一变，孰能遽革。词赋以对的而用事切当为难，张正素云：庆历末有试《天子之堂九尺赋》者，或云：成汤当陛而立，不欠一分；孔子历阶而升，止馀六寸。意用《孟子》曹交言成汤九尺，《史记》孔子九尺六寸事，有二主司，一以为善，一以为不善，争，久之不决，至上章交讼，传者以为笑。若论文体，固可笑，若必言用赋取人，则与欧公之论何异？亦不可谓对偶不的而用事不切当也。唐初以明经、进士二科取士，初不甚相远，皆帖经文而试时务策。但明经帖文通而后口问大义，进士所主在策，道数加于明经，以帖经副之尔。永隆后进士始先试杂文二篇，初无定名，《唐书》自不记诗赋所起，意其自永隆始也。
吴下全盛时衣冠所聚，士风笃厚，尊事耆老，来为守者多前辈名人，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