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有不差，既差，未有不改者。汉历五变，而《太初历》最密，《元和历》最差。唐历九变，而《大衍历》最密，《观象历》最缪。本朝开基以后，历凡九改，而莫不善于《纪元历》。中兴以后，历凡七改，而莫善于《统元历》。且后汉元和初历差，亦是十九年不得七闰。虽历已颁，亦改正之，今何惜于改正哉。
于是朝廷下之有司，差官偕元震至蓬省与太史局官辨正，而太史之辞穷。朝廷从其说而改正之，因更《会天历》为《承天历》。元震转一官判太史局，邓宗文、谭玉等已下，各降官有差焉。
余虽不善章对纪之数，然以杜征南《长历》以考《春秋》之月日，虽甚精密，而其置闰之法则异乎此，窃有疑焉。谓如隐公二年闰十二月，五年、七年亦皆闰十二月，然犹是三岁一闰，五岁再闰。如庄公二十年置闰，其后则二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，皆以四岁一闰，无乃失之疏乎？僖公十二年闰，至十七年方闰；二十五年闰，至三十年方闰，率以五岁一闰，何其愈疏乎？如定公八年置闰，其后则十年，以至十二年、十四年，皆以二岁一闰，无乃失之数乎？闵之二年辛酉既闰矣，僖之元年壬戌又闰，僖之七年、八年，哀之十四年、十五年，皆以连岁置闰，何其愈数乎？至于襄之二十七年，一岁之间，顿置两闰，盖曰十一月辰在申，司历过也。于是既觉其缪，故前闰建酉，后闰建戌，以应天正。然前乎此者，二十一年既有闰，二十四年、二十六年又有闰。历年凡六，置闰者三，何缘至此失闰已再，而顿置两闰乎？近则十余月，远或二十余年，其疏数殆不可晓。岂别有其术乎？抑不明置闰之法以致此乎？并著于此，以扣识者。
●卷十三
○汉改秦历始置闰
余尝考春秋置闰之异于前矣，后阅程氏《考古编》，谓汉初不独袭秦正朔，亦因秦历以十月为岁首，不置闰，当闰之岁，率归余于终为后九月，《汉纪》、《表》及《史记》，自高帝至文帝，其书后九月皆同，是未尝推时定闰也。至太初九年，改用夏正，以建寅为岁首，然犹历十四载，至征和二年，始于四月后书闰月，岂史失书耶？抑自此始置闰也。余因其说深疑之，精思其故，颇得其说焉。
盖闰月之不书者，亦偶以其时无可书之事耳。正如《春秋经》桓公四年、七年，其所纪事至夏而止，以是年秋、冬无可纪之事也。定公十四年，至秋而止，亦以是年冬无可纪之事也。鲁史纪事之法，大率如此，其余闰月亦然。观文公六年，《经》书闰月不告月，《春秋》书闰，方见于此。复以杜预《长历》考之，自隐至哀凡更三十余闰，至此方书，岂曰前乎此者，皆史失书，抑岂曰，自此始有闰也。今汉纪事，正效《春秋》，如太初元年、三年，天汉元年、三年皆止于秋，太始元年则止于夏，皆以其后无事可纪，故不书耳。然则闰月不书，亦若是乎？盖三岁一闰，五岁再闰，古历法也。若谓自此始置闰，则合自此后三岁、五岁，累累书之。然自征和二年至后元元年，当置闰而不书，自后元二年至昭帝始元元年，乃因事而后书。其后当闰岁，又皆不书，是知不书者，偶无事耳。然则非史失书，亦非自此置闰也。虽然，此非余臆说也，复证以《史记?历书》，自太初更历以至征和也，如太初二年，天汉元年、四年，太始二年皆有闰，则知余言似可信云。
○《纲目》误书
《纲目》一书，朱夫子拟经之作也。然其间不能无误，而学者又从而为之说。盖著书之难，自昔而然。今漫摭数事与同志评之，非敢指摘前辈以为能也。
北齐高纬，以六月游南苑，从官樗勒吡十人，见《本纪》。《通鉴》书曰：“赐死。”赐，乃橹讹耳。《纲目》乃直书曰：“杀其从官六十人。”而不言其故，其误甚矣。尹起莘乃为之说曰：“此朱子书法所寓。”且引《孟子》杀人以挺与刃与政之说，固善矣，然其实则《通鉴》误之于前，《纲目》承之于后耳。纬荒游无时，不避寒暑，于从官死者尚六十人，则其余可知矣。据事直书，其罪自见，何必没其实哉！
又郭威弑二君，《纲目》于隐帝书杀，于湘阴王书弑。尹又为之说云：“此二君有罪无罪之别也，此书法所寓也。”然均之弑君，隐帝立已数年，湘阴未成乎君，不应书法倒置如此，亦恐误书耳。
又隋开皇十七年，诏诸司论属官罪，听律外决杖。《纲目》条下云，萧摩诃子世略在江南作乱，摩诃当从坐。大理少卿赵绰固谏，上命绰退，绰曰：“臣奏狱未决，不敢退。”帝乃释之。按《通鉴》，摩诃当从坐，上曰：“世略年未二十，亦何能为？以其名将之子为人所逼耳。”因赦摩诃。绰固谏不可，上不能夺，欲绰去而赦之，因命绰退。绰曰：“臣奏狱未决，不敢退。”上曰：“大理其为朕特舍摩诃也。”因命左右释之。此乃绰欲令摩诃从坐，而帝特赦之耳，《纲目》误矣。
又《通鉴》贞观元年，杜淹荐邸怀道云：“亲见其谏炀帝幸江都。”上曰：“卿何自不谏？”曰：“臣不居重任，知谏不从。”上曰：“知不可谏，何为立其朝？卿仕世充尊显，何亦不谏？”曰：“臣非不谏，但不从耳。”上曰：“世充若拒谏，卿何得免祸？”淹不能对。按此实责其知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