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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建平王景素为南徐州,作《观法篇》,智深和之,见赏,辟为西曹书佐,贫无衣,未到职而景素败。后解褐为州祭酒。太祖为镇军时,丘巨源荐之于太祖,板为府行参军,除豫章王国常侍,迁太学博士,豫章王大司马参军,兼记室。
  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约撰《宋书》,拟立《袁粲传》,以审世祖。世祖曰:“袁粲自是宋家忠臣。”约又多载孝武、明帝诸鄙渎事,上遣左右谓约曰:“孝武事迹不容顿尔。我昔经事宋明帝,卿可思讳恶之义。”于是多所省除。
  又敕智深撰《宋纪》,召见芙蓉堂,赐衣服,给宅。智深告贫于豫章王,王曰:“须卿书成,当相论以禄。”书成三十卷,世祖后召见智深于鹴明殿,令拜表奏上。表未奏而世祖崩。隆昌元年,敕索其书,智深迁为竟陵王司徒参军,坐事免。江夏王锋、衡阳王钧并善待之。
  初,智深为司徒袁粲所接,及撰《宋纪》,意常依依。粲幼孤,祖母名其为愍孙,后慕荀粲,自改名,会稽贺乔讥之,智深于是著论。
  家贫无人事,尝饿五日不得食,掘苋根食之。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与衣食。卒于家。
  先是陈郡袁炳,字叔明,有文学,亦为袁粲所知。著《晋书》未成,卒。
  颍川庾铣,善属文,见赏豫章王,引至大司马记室参军,卒。
  陆厥,字韩卿,吴郡吴人,扬州别驾闲子也。厥少有风概,好属文,五言诗体甚新奇。永明九年,诏百官举士,同郡司徒左西掾顾暠之表荐焉。州举秀才,王晏少傅主簿,迁后军行参军。
  永明末,盛为文章。吴兴沈约、陈郡谢朓、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。约等文皆用宫商,以平上去入为四声,以此制韵,不可增减,世呼为“永明体”。沈约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后又论宫商。厥与约书曰:
  范詹事《自序》:“性别宫商,识清浊,特能适轻重,济艰难。古今文人,多不全了斯处,纵有会此者,不必从根本中来。”沈尚书亦云:“自灵均以来,此秘未睹。”或“暗与理合,匪由思至。张蔡曹王,曾无先觉,潘陆颜谢,去之弥远。”大旨钧使“宫羽相变,低昂舛节。若前有浮声,则后须切响,一简之内,音韵尽殊,两句之中,轻重悉异。”辞既美矣,理又善焉。但观历代众贤,似不都暗此处,而云“此秘未睹”,近于诬乎?
  案范云“不从根本中来”,尚书云“匪由思至”,斯可谓揣情谬于玄黄,擿句差其音律也。范又云“时有会此者”,尚书云“或暗与理合”,则美咏清讴,有辞章调韵者,虽有差谬,亦有会合,推此以往,可得而言。夫思有合离,前哲同所不免;文有开塞,即事不得无之。子建所以好人讥弹,士衡所以遗恨终篇。既曰遗恨,非尽美之作,理可诋诃。君子执其诋诃,便谓合理为暗。岂如指其合理而寄诋诃为遗恨邪?
自魏文属论,深以清浊为言,刘桢奏书,大明体势之致,岨峿妥怗之谈,操末续颠之说,兴玄黄于律吕,比五色之相宣,苟此秘未睹,兹论为何所指邪?故愚谓前英已早识宫徵,但未屈曲指的,若今论所申。至于掩瑕藏疾,合少谬多,则临淄所云“人之著述,不能无病”者也。非知之而不改,谓不改则不知,斯曹、陆又称“竭情多悔,不可力强”者也。今许以有病有悔为言,则必自知无悔无病之地;引其不了不合为暗,何独诬其一合一了之明乎?意者亦质文时异,古今好殊,将急在情物,而缓于章句。
情物,文之所急,美恶犹且相半;章句,意之所缓,故合少而谬多。义兼于斯,必非不知明矣。
  《长门》、《上林》,殆非一家之赋;《洛神》、《池雁》,便成二体之作。孟坚精正,《咏史》无亏于东主;平子恢富,《羽猎》不累于凭虚。王粲《初征》,他文未能称是;杨修敏捷,《暑赋》弥日不献。率意寡尤,则事促乎一日;翳翳愈伏,而理赊于七步。一人之思,迟速天悬;一家之文,工拙壤隔。何独宫商律吕,必责其如一邪?论者乃可言未穷其致,不得言曾无先觉也。
  约答曰:
  宫商之声有五,文字之别累万。以累万之繁,配五声之约,高下低昂,非思力所举。又非止若斯而已也。十字之文,颠倒相配,字不过十,巧历已不能尽,何况复过于此者乎?灵均以来,未经用之于怀抱,固无从得其仿佛矣。若斯之妙,而圣人不尚,何邪?此盖曲折声韵之巧无当于训义,非圣哲立言之所急也。是以子云譬之“雕虫篆刻”,云“壮夫不为”。
  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,商徵之别?虽知五音之异,而其中参差变动,所昧实多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