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，如足之承身，身之尊首，各勤厥职，各尽乃心，夫如是，天下何忧不理，国势何忧不振乎。虽西北诸王示觐天颜，东南一隅未沾圣化，其来庭之议，称藩之奏，可克日而待，不足为陛下忧也。所可忧者，大臣未和，公道未昭，群小流言，荧惑圣听，干挠庶政，亏损国威，摧壮士之心，钳直臣之口，至使人情以缄默为贤，以尽节为愚，以讦为忠，以直言为讳，是皆奸人敌国之幸，非陛下之福也。臣恐此弊不巳，习以成风，将见私门万启于下，公道孤立于上，虽有夔皋为臣，伊周和辅，亦不能善治矣。
陛下有垂成太平之功，而复有小人基乱之衅，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也。今大臣设有奸邪不忠，窃弄威柄者，御史自当劾之，乃其职也，百官自当论之，乃其分也。乌在无赖小人不为乡党所齿者，骤兴攻讦之风于朝廷之上乎！臣知国家承平吉祥之言，必不出于若辈之口也，惟陛下远之，则天下幸甚。
其三曰人才治本，选举之方宜审。臣闻君天下者，劳于求贤逸，于得人，其来尚矣，盖天地间，有中和至顺之气，生而为聪明特达之人，以待时君之用，是以圣王遭时定制，不借才于异代，皆取士于当时。臣愚以为，今之天下，犹古之天下也，今之君臣，犹古之君臣也，今之人才，犹古之人才也，顾惟陛下求之与否尔。伏见取人之法，今之议者，互有异同，或以选举为尽美，而贱科第，或以科第为至公，而轻选举。是皆一己之偏见，非古今之通论也。
夫二帝、三王以下，隋、康以上，数千百年之间，明君睿后所得社稷之臣，王霸之辅，盖亦多矣，其丰功盛烈，章然著于天下后世之耳目者，迹其从来，亦可考也。或起于耕耘，或来于版筑，或猎于屠钓，或因献言而入侍，或由荐进而登朝，至于贤良方正、孝廉贡举之途，遭际万殊，不可胜纪，岂一出于第乎科！自隋、唐以降，迄于宋、金，数百年间，代不乏人，名臣伟器，例皆以科第进，岂皆一出于举乎！及遇合于君聚精会神于朝廷之上，皆能尊主庇民，论道佐时，宁复有彼优此劣之间哉。
夫士之处世，亦犹鱼之处水，其取之之术，固有筌罟钓之不同，期于得鲂、得鲤，则一也。臣愚谓，方今取士，宜设三科，以尽天下之才，以公天下之用。亡金之士，以第进士历显官，耆年宿德老成之人分布台省，咨询典故，一也。内则将相公卿大夫，各举所知，外则府尹州牧岁贡有差，进贤良则受赏，进不肖则受罚，二也。颁降诏书，布告天下，限以某年开设科举，三也。三科之外，继以门荫阀参之，可谓才德兼收，勋贤并进。如此则人春自励，多士盈朝，将相得人于上，守令称职于下，陛下端拱无为而天下治矣。
夫天下，犹重器也。器之安危，置之在人。陛下诚欲措天下于泰山下安基，宗社于磐石之固，可不以求才为急务乎！《诗》曰：“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，”其斯之谓欤！
抑臣又闻，凡人臣进深计之言于上，自古为难。昔汉贾谊当文帝治平之世，建言诸侯强大，将不利于社稷，譬犹抱火厝之积薪之下，而寝其上，火未及然，因谓之安，安上全下之计，莫若众建诸候，而分其力，可谓切中时病。然举朝皆以谊言为过，故帝虽嘉之，而不能用。逮景帝之世，七国连兵，几危汉室，谊之言始验于此矣。董仲舒当武帝穷兵黜武之时，重敛繁刑之际，一踵亡秦之覆辙，唯崇尚虚文，而欲求至治，仲舒以为宜更化，而不更化，虽有大贤大能善治，
譬之琴瑟不调当更张，而不更张，虽有良工不能鼓，又言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纲，临政愿治，不如退而更化，可谓深识治体矣。然当时皆以其言为迂，故帝虽纳之，而不果行。逮至季年，海内虚耗，户口减半，帝于是发仁圣之言，下哀痛之诏，仲舒之言始验于此矣。向若文帝早从贡谊，武帝早用仲舒，其祸乱之极，必不至此。汉之为汉，又岂止如是而已哉。洎乎有唐驭宇，太宗皇帝清明在躬，以纳谏为心，而魏征之伦，耻其君不及尧、舜，是以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听，听无不行，故能身致太平，比功较德，优迈前主矣。
臣诚才识驽钝，不足以比拟前贤，如霄坏泾渭，固自有间，然于遭逢圣明，诚诚恳恳，志在纳忠，其义一也。臣清以人身之计言之，冬之祁寒，夏之甚暑，此天时变于上者也，在修人事以应之，故祁寒则衣裘，甚暑则服葛，非人情恶常而好变也，盖亦理势当然，不得不尔，期于康宁其身而已矣。国计安危，理亦如此。臣愚切谓三本之策，若施之于祖用武之世，有所未遑；行之于陛下守文之时，诚得其宜。此天下之公论，非臣一人之私意也。
书上，事虽未能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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