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，陛下详尽事宜，皆不允许。今忽令立此，与前事颇乖。况此碑既在安国寺，不得不叙载游观宗饰之事。述游观且乖理要，叙崇饰又匪政经，固非哲王所宜行也。其碑，伏乞圣恩特令寝罢。
宪宗深然之，其碑遂止。
绛后因浴堂北廊奏对，极论中官纵恣、方镇进献之事。宪宗怒，厉声曰：“卿所论奏，何太过耶？”绛前论不已，曰：“臣所谏论，于臣无利，是国家之利。陛下不以臣愚，使处腹心之地，岂可见事亏圣德，致损清时，而惜身不言？仰屋窃叹，是臣负陛下也。若不顾患祸，尽诚奏论，旁忤幸臣，上犯圣旨，以此获罪，是陛下负臣也。且臣与中官，素不相识，又无嫌隙，只是威福太盛，上损圣朝，臣所以不敢不论耳。使臣缄默，非社稷之福也。”宪宗见其诚切，改容慰喻之曰：“卿尽节于朕，人所难言者，卿悉言之，使朕闻所不闻，真忠正诚节之臣也。
他日南面，亦须如此。”绛拜恩而退。遽宣宰臣，令与改官，乃授中书舍人，依前翰林学士。翌日，面赐金紫，帝亲为绛择良笏赐之。
前后朝臣裴武、柳公绰、白居易等，或为奸人所排陷，特加贬黜；绛每以密疏申论，皆获宽宥。及镇州节度使王士真死，朝廷将用兵讨除，绛深陈以为未可。绛既尽心匡益，帝每有询访，多协事机。六年，犹以中人之故，罢学士，守户产侍郎，判本司事。尝因次对，宪宗曰：“户部比有进献，至卿独无，何也？”绛曰：“将户部钱献入内藏，是用物以结私恩。”上耸然，益嘉其直。吐突承璀恩宠莫二，是岁，将用绛为宰相；前一日，出承璀为淮南监军。
翌日，降制，以绛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同列李吉甫便僻，善逢迎上意；绛梗直，多所规谏，故与吉甫不协。时议者以吉甫通于承璀，故绛尤恶之。绛性刚讦，每与吉甫争论，人多直绛。宪宗察绛忠正自立，故绛论奏，多所允从。
上尝谓绛曰：“卜筮之事，习者罕精，或中或否。近日风俗。，尤更崇尚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臣闻古先哲王畏天命，示不敢专，邦有大事可疑者，故先谋于卿士庶人，次决于卜筮，俱协则行之。末俗浮伪，幸以徼福。正行虑危，邪谋觊安，迟疑昏惑，谓小数能决之。而愚夫愚妇，假时日鬼神者，欲利欺诈，参之见闻，用以刺射小近之事，神而异之。近者，风俗近巫，此诚弊俗。圣旨所及，实辨邪源。但存而不论，弊斯息矣。”
他日延英，上曰：“朕读《玄宗实录》，见开元致理，天宝兆乱。事出一朝，治乱相反，何也？”绛对曰：
臣闻理生于危心，乱生于肆志。玄宗自天后朝出居籓邸，尝莅官守，接时贤于外，知人事之艰难。临御之初，任姚崇、宋璟，二人皆忠鲠上才，动以致主为心。明皇乘思理之初，亦励精听纳，故当时名贤在位，左右前后，皆尚忠正。是以君臣交泰，内外宁谧。开元二十年以后，李林甫、杨国忠相继用事，专引柔佞之人，分居要剧，苟媚于上，不闻直言。嗜欲转炽，国用不足，奸臣说以兴利，武夫说以开边。天下骚动，奸盗乘隙，遂至两都覆败，四海沸腾，乘舆播迁，几至难复。
盖小人启导，纵逸生骄之致也。至今兵宿两河，西疆削尽，甿户凋耗，府藏空虚，皆因天宝丧乱，以至于此。安危理乱，实系时主所行。陛下思广天聪，亲览国史，垂意精赜，鉴于化源，实天下幸甚。
上又曰：“凡人行事，常患不通于理，已然之失，追悔诚难。古人处此，复有道否？”绛对曰：“行事过差，圣哲皆所不免，故天子致诤臣以匡其失。故主心理于中，臣论正于外，制理于未乱，销患于未萌。主或过举，则谏以正之，故上下同体，犹手足之于心膂，交相为用，以致康宁。此亦常理，非难遵之事。但矜得护失，常情所蔽。古人贵改过不吝，从善如流，良为此也。臣等备位，无所发明，但陛下不废刍言，则端士贤臣，必当自效。”帝曰：“朕擢用卿等，所冀直言。
各宜尽心无隐，以匡不逮。无以护失为虑也！”
其秋，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，其子怀谏幼弱，军中立其大将田兴，使主军事，兴卒以六州之地归命。其经始营创，皆绛之谋也。
时教坊忽称密旨，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别第妓人，京师嚣然。绛谓同列曰：“此事大亏损圣德，须有论谏。”或曰：“此嗜欲间事，自有谏官论列。”绛曰：“相公居常病谏官论事，此难事即推与谏官，可乎？”乃极言论奏。翌日延英，宪宗举手谓绛曰：“昨见卿状所论采择事，非卿尽忠于朕，何以及此？朕都不知向外事，此是教坊罪过，不谕朕意，以至于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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