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四面之室，各有夹房，谓之左右个，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。室个之形，今之殿前，是其遗像耳。个者，即寝之房也。但明堂与寝施用既殊，故房、个之名亦随事而迁耳。今粗书其像，以见鄙意，案图察义，略可验矣。故检之五室，则义明于《考工》；校之户牖，则数协于《盛德》；考之施用，则事著于《月令》；求之闰也，合《周礼》与《玉藻》。既同夏殷，又符周秦，虽乖众儒，傥或在斯矣。
《考工记》曰：“周人明堂，度以九尺之筵，东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堂崇一筵。五室，凡室二筵。室中度以几，堂上度以筵。”余谓《记》得之于五室，而谬于堂之修广。何者？当以理推之，令惬古今之情也。夫明堂者，盖所以告月朔、布时令、宗文王、祀五帝者也。然营构之范，自当因宜创制耳。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义。且四时之祀，皆据其方之正。又听朔布令，咸得其月之辰。可请施政及记，二三俱允，求之古义，窃为当矣。
郑康成汉末之通儒，后学所宗正，释五室之位，谓土居中，木火金水各居四维。然四维之室既乖其正，施令听朔各失厥衷。左右之个，弃而不顾，乃反文之以美说，饰之以巧辞，言水木用事交于东北，木火用事交于东南，火土用事交于西南，金水用事交于西北。既依五行，当从其，用事之交，出何经典？可谓攻于异端，言非而博，疑误后学，非所望于先儒也！《礼记玉藻》曰，天子“听朔于南门之外，闰月则阖门左扉，立于其中”。郑玄注曰：“天子之庙及路寝，皆如明堂制。
明堂在国之阳，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。卒事，反宿路寝亦如之。闰月非常月，听其朔于明堂门下，还处路寝门终月也。”而《考工记》“周人明堂”，玄注曰：“或举王寝，或举明堂，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。”其同制之言皆出郑注。然则明堂与寝不得异矣。而《尚书顾命篇》曰：“迎子钊南门之外，延入翼室。”此之翼室，即路寝矣。其下曰“大贝贲鼓在西房”，“重之竹矢在东房”，此则路寝有左右房见于经史者也。《礼记》《丧大记》曰，“君夫人卒于路寝”，小敛，“妇人髽带麻于房中。
”郑玄注曰：“此盖诸侯礼，带麻于房中，则西南。”天子诸侯左右房见于注者也。论路寝则明其左右房，言明堂则阙其左右个，同制之说还相矛盾，通儒之注，何其然乎？使九室之徒奋笔而争锋者，岂不由处室之不当哉？
《记》云：东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五室凡室二筵。置五室于斯堂，虽便班、倕构思，王尔营度，则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。然则三室之间，便居六筵之地，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。岂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，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，周公负扆以朝诸侯之处，而室户之外仅余四尺而已哉？假在俭矣，为陋过约。论其堂宇则偏而非制，求之道理则未惬人情，其不然一也。
余恐为郑学者，苟求必胜，竞生异端以相訾抑。云二筵者，乃室之东西耳，南北则狭焉。余故备论之曰：“若东西二筵，则室户之外为丈三尺五寸矣。南北外复如此，则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。《记》云：“四房两夹窗。”若为三尺之户，二尺之窗，窗户之间，裁盈一尺。绳枢甕牖之室，华门圭窦之堂，尚不然矣。假令复欲小广之，则四面之外阔狭不齐，东西既深，南北更浅，屋宇之制，不为通矣。验之众涂，略无算焉。且凡室二筵，丈八地耳，然则户牖之间不逾二尺也。
《礼记明堂》：“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。”郑玄注曰：“设斧于户牖之间。而郑氏《礼图》说扆制曰：“纵广八尺，画斧文于其上，今之屏风也。”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间，此之叵通，不待智者，较然可见矣。且若二筵之室为四尺之户，则户之两颊裁各七尺耳，全以置之，犹自不容，矧复户牖之间哉？其不然二也。
又复以世代检之，即虞夏尚朴，殷周稍文，制造之差，每加崇饰。而夏后世室，堂修二七，周人之制，反更促狭，岂是夏禹卑宫之意，周监郁郁之美哉？以斯察之，其不然三也。又云“堂崇一筵”，便基高九尺，而壁户之外裁四尺五寸，于营制之法自不相称。其不然四也。又云“室中度以几，堂上度以筵”，而复云“凡室二筵”，而不以几。还自相违，其不然五也。以此验之，记者之谬，抑可见矣。
《盛德篇》云：“明堂凡九室，三十六户，七十二牖，上员下方，东西九仞，南北七筵，堂高三尺也。”余谓《盛德篇》得之于户牖，失之于九室。何者？五室之制，傍有夹房，面各有户，户有两牖。此乃因事立则，非拘异术，户牖之数，固自然矣。九室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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