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而已己」!上曰：「诚多侥幸。卿等更参酌，其间有可以放行者与放行，不可者即已。岂容一例放行也 」
三年六月二十四日，礼部侍郎倪思言：「国家开设太学，所以网罗天下之材。三岁一补，所以收拾科举之遗。自淳熙四年议者厌就试者之多，乃创为待补之说。盖欲以限节其来。来者既少，而取人之额如旧，中选之人得以侥幸。两浙、福建解额既窄，住学亦便，士子愿一试而不可得，则必巧为经营。远方之州，解额自宽，于补试无甚利害。纵或得之，住学亦非所便，虽中待补，第为虚名。于是有货卖文帖，改移乡贯，变易父祖之弊。近时臣僚屡有以为言者。可见此弊，人皆知之，不可以不革也。臣以为不若自今举罢去待补，只循旧制，每三岁放混试一次，以广其来。所取之额，初不增加，庶几不绝士子进取之望。而择之既精，得人必多。如臣言可采，更乞命侍从、台谏、学官集议施行。又臣契勘向者就补试者至以万计，缘贡院狭窄，若作一场，则不能容，若分作前后场，则必有两次就试之弊。臣窃见近者临安府转运司各建立贡院，若以经义、诗赋分作两处，同日引试，则无向者之患。」诏令集议。既而侍御史林大中、右正言胡(琢)[珣]、监察御史何异、曾三复言：「国家开设太学，本以混试招延士类。混试既弊，遂行待补。然关防之不密，考校之不精，抑又不能无弊。此议臣所以有放行混试之请。若以待补之弊尚多，遗才所宜放行混试，但来者既众，恐有喧哄蹂践之患。今若令有司措置，保其无他，即与权住今年诸州所取待补，然亦未宜径罢也。如明年场屋果无喧哄蹂践，则自放省试年分，即与放行。倘有未便，则待补既未尝罢，只就其间更加措置，便关防之密，考校之精，未为不善也。今若径罢待补，万一明年混试，致有 虞，而后举又复待补，恐非朝廷更制立事之体。」又吏部尚书赵汝愚、翰林学士李巘、权兵部尚书罗点、户部侍郎马大同、给事中尤袤、中书舍人黄裳、权工部侍郎谢申甫、起居郎楼钥、起居舍人张叔椿言：「窃惟待补之法，其弊已多，因仍岁时，弊将益甚。今欲易之混试，固足取快一时。然多士沓来，以数万计，非惟有司重有劳费，日力有限，较阅难精，亦恐道路奔冲，不无寒署之患；场屋湫塞，更多蹂践之虞。彼此相形，
得失居半。盖有根本之论。稍(始)[师]始古而言《文献通考》卷四二上「始」字作「师」，今从。。夫三代乡举里选之法，虽世远事异，不可遽复，然有教育作成之意，本诸天地，而合乎人情者，则虽百世不能改也。惟我国家，内自京师，外及郡县，皆置学校。庆历以后，文物彬彬，几与三代同风矣。逮至崇、观，创行舍法，所在养士，诚得党庠遂序之遗意。故一时学者，粗知防检，非冠带不敢行于道路，遇乡曲之长上及学校之职事，则敛容而避之。其风俗亦诚美矣。然其失也，在于专习新义，崇尚老庄，废黜《春秋》，绝灭史学。又罢去科举，使寒畯之士，舍此无以为进身之路。事理俱碍，旋行废革。此亦非舍法之罪，其时弊则然也。中兴以来，投戈讲艺，行都重建太学，诸郡复行贡举。士生斯时，可谓幸矣。然浮伪之风胜，忠信之俗微。有司颇以为病者，亦由州县之间，士之荣辱进退，皆不由乎学校。至论德行道艺，则惟取决于糊名，苟为雕篆之文，无复进修之志。其视庠序，有同传舍；视师儒，几若路人。月书季考，尽为文具，殊失朝廷教养之意。汝愚等拟远稽欲古制，近酌时宜，不烦朝廷建官，不劳有司增费，惟重教官之选，假守，贰之权，仿舍法以育才，因大比而贡士。考终场之数，定所贡之员，期以次年，试于太学，庶几士修实行，不事虚文，渐复淳风，仰 大化。有三舍之利，而无三舍之害，其法颇为近古。如蒙朝廷采录，所有诸州教养课试升贡之法，乞下有司详议施行。然科举事严，试期甫迩，其今岁待补试，欲乞且与依旧放行一次。」从之。《文献通考》：时朱熹门人或问三舍法如何，熹曰：「欠去根头理会。若太学无非望之恩，又于乡举额窄处增之，则人自安乡里矣。」《朱子语续录》：先生曰：「太学舍法坏人多，龟山尝立论。高抑崇曾见龟山太学初与，召为司业，善类颇属望。到彼，一切放倒，三舍法却在渠手中成，莫负了龟山否 」王子合曰：「闻那时只是取法于一旧老。」史浩曰：「秦会之是旧太学中人，想是据他向日所见行了。」先生曰：「高公不哈与承当。高公大率不立，五峰尝有书责他。」《文献通考》：朱子《学校贡举私议》曰：「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，使为学官，以来实学之士。裁减解额(合)[舍]选谬滥之恩，以塞利诱之涂。盖古之太学主于教人，而因以取士，故士之来者，为义而不为利。且以本朝之事言之，如李荐所记元佑侍讲吕希哲之言曰，仁宗之时，太学之法宽简，国子先生必求天下贤士，真可谓人师者。就其中又择其尤贤者，如胡翼之之徒，使专教导规矩之事。故当是时，天下之士，不远万里，来就师之。其游太学者，端为道艺，称弟子者中心悦而诚服之。盖犹有古法之遗意也。熙宁以来，此法浸坏，所谓大学者，但为声利之场；而掌其教事者，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，而尝得隽于场屋者 <