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以文章名世，诏今传后，然亦出自穷乡下国，未尝渐染馆阁，习为时尚科举之文也，而皆占高第。然则必须游京师而后工文艺者，皆剽窃蹈袭之人，非颖异挺特之士也。
四年正月二十二日，礼部贡院
言：「看详欲将贡举条制内解额，自后不得增添者，即用为旧额，依今 施行。若曾经增添者，将新添人数并在贡举条制元额内，通计为数，然后于四分中解三分，永为定额。」又：「勘会逐州军解额人数不等，其间有二人、三人、五人、六人、七人者，虽折分数，今欲乞应请旧额四分中解三分，不满一人者并解一人。假设旧额十人，今四分中解三分，合解七人外，更有余分，即许解八人之类。每岁贡举，于三月一日起请。今既指定三年一开，欲乞除合开科场之岁依旧三月一日起请外，其余二年更不申请。」并从之。
神宗熙宁二年三月九日，诏贡院依例贡举。上因问辅臣间岁与三年开贡举利害，或对曰：「远方应举，往来甚劳，人以为不便，故改间岁为三年。」上曰：「彼自应举，非有驱迫也，亦何不便之有 」又论科场之弊，以进士第一人例与馆职为非，及西北人材多废，以为贡举法当议而改，乃下诏详议。
四月，诏曰：「夫欲化民成俗者，必自庠序之教行；进贤兴功者，抑繇贡举之法用。前王致理，何以尚兹。朕博览古今，详求体要，思广得人之路，莫先养士之原。然而三岁设科，四方兴学，执经艺者或专于诵数，趍乡举者徒狃于文词，与夫古所谓三物宾兴之言，九年大成之业，亦已盭矣。朕念夫都邑之广，岂无茂异之伦；党遂之间，必有超绝之士。盖上之所求者既拘于程序，则下之所贡者或诎于阔疏。是则
虽有德行道艺之人，何繇自进于有司邪 今兹诏下郡国，招徕隽贤，惟其教育之方，课试之格，若曰但循旧制，则无以一道德而奖进于人材。若将别为新规，则必当图悠久而详延于众论。惟是台阁之列，与夫禁近之联，必有猷为，固尝讲议，俾悉条于利病，思有助于搜扬。宜令两制、两省待制以上，御史台、三司、三馆臣僚，各限一月内，具议状闻奏。仍令御史台牒催。噫!取士择人，兹圣王之先务；立法创制，亦贤者之存心。谅毋惮于讨论，且将观于趍舍。咨尔有位，宜体朕怀。」
《文献通考》：神宗熙宁二年，议更贡举法，罢诗赋、明经诸科，以经义、论策试进士。初，王安石以为，古之取士，俱本于学，请兴建学校以复古。其明经诸科，欲行废罢，取元解明经人数，增进士。诏两制、两省、御史台、三司、三馆议之。韩维请罢诗赋，各习大经，问大义十道，以文解释，不必全记注疏，通七以上为合格。诸科以大义为先，黜其不通者。苏颂欲先士行而后文艺，去封弥誊录之法。直史馆苏轼上议宜仍旧。上得轼疏曰：「吾固疑此。今得轼议，释然矣。」他日以问王安石，安石曰：「不然。今人材乏少，且其学术不一，一人一义，十人十义，朝廷欲有所为，异论纷然，莫有承听。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。故一道德则修学校，欲修学校，则贡举法不可不变。」赵抃是轼言，安石曰：「若谓此科尝多得人，自缘仕进别无他路，其间不容无贤。若谓科法已善，则未也。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，乃闭门学作诗赋。及其入官，世事皆所不习。此乃科法败坏人才，致不如古。」于是乃卒如安石议，罢明经及诸科，进士(罴)[罢]诗赋，各占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一经，兼以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每试四场，初大经，次兼经大义凡十道，次论一首，次策三道。礼部试即增二道，中书撰大义式颁行。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，不但如明经墨义，粗解章句而已。取诸科解名十分之三，增进士额。诸科如许用旧业，一试后非尝应诸科人毋得创以诸科求试。其京东西、陕西、河北、河东五路，士之创试进士者，及府、监、他路之舍诸科而为进士者，乃得用所增之额，以试者别为一号考取，盖欲优其业，使不至外侵，则当向慕改业也。
马端临曰：按，科举不足以尽取人之法，然自隋唐以来，入官者皆以是为
进身之阶。及其人之贤否，则初不缘此。柳子厚《送崔符序》言：「今世尚进士，放天下举归之，而更其科以为得异人乎无也。惟其所尚，又举而从之。尚之以孝弟，孝弟犹是人也；尚之以经术，经术犹是人也。」姚康撰《科弟录序》言：「以颜、孔为心，虽日视淫靡，莫能迂其操；以桀、跖为行者，虽日闻仁义，莫能治其性。若膺乡举里选，亦此流也。若搜茂材异行，亦此流也。则何必目秀才为朴，名进士为薄耶。」盖唐人已有此论，即坡公之意也。但变声律为议论，变墨义为大义，则于学者不为无补。然介甫之所谓「一道德」者，乃是欲以其学，使天下比而同之，以取科第。夫其书纵尽善无可议，然使学者以干利之利，皓首专门，雷同蹈袭，不得尽其博学详说之工，而稍求深造自得之趣，则其拘牵浅陋，去墨义无几矣。况所著未必尽善乎!至所谓「学术不一，十人十义，朝廷欲有所为，异论纷然，莫肯承听」，此则李斯所以建焚书之议也。是何言与!
既罢明经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