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，故有黄眚黄祥。凡思心伤者，病土气，土气病则金木水火之，故曰：“时则有金木水火土。”不言“惟”而独曰“时则有”者，非一冲气所，明其异大也。其极曰凶短折，顺之，其福曰考终命。刘歆思心传曰时则有虫之孽，谓螟之属也。
传曰：“皇之不极，是谓不建，厥咎毛（音耄），厥罚恒阴，厥极弱。时则有射妖，时则有龙蛇之孽，时则有马祸，时则有下人伐上之こ（郑元曰：“夏侯胜说‘伐’宜为‘代’，书亦或作‘伐’。阴阳之神曰精气，情性之神曰魂魄。君行不由常，亻舟张无度，则是魂魄伤也，王极气失之病也。天於不中之人，恒耆其毒，增以为病，将以开贤代之也。《春秋传》所谓夺伯有魄者是也。不名病者，病不著於身体也。”）时则有日月乱行，星辰逆行。”
说曰：“皇之不极，是谓不建”，皇，君也。极，中；建，立也。人君貌言视听思心五事皆失，不得其中，则不能立万事，失在毛悖，故其咎毛也（师古曰：“毛，不明也。悖，惑也，音布内反。”）。王者自下承天理物。起於山，而弥於天（师古曰：“弥，满也。”）；天气乱，故其罚常阴也。一曰，上失中，则下︹盛而蔽君明也。《易》曰：“亢龙有悔，贵而亡位，高而亡民，贤人在下位而亡辅（师古曰：“《乾》上九文言也。”），”如此，则君有南面之尊，而亡一人之助，故其极弱也。盛阳动进轻疾（服虔曰：“阳行轻且疾也。”）。礼，春而大射，以顺阳气（韦昭曰：“将祭，与群臣射，谓之大射。”）。上微弱则不奋动，故有射妖。《易》曰“从龙（师古曰：“《乾》九五文言。”），”又曰“龙蛇之蛰，以存身也（师古曰：“《下系》辞也。”）”。阴气动，故有龙蛇之孽。於《易》，《乾》为君为马，马任用而︹力，君气毁，故有马祸。一曰，为多死及为怪，亦是也。君乱且弱，人之所叛，天之所去，不有明王之诛，则有篡弑之祸，故有下人伐上之こ。凡君道伤者病天气，不言五行天，而曰“日月乱行，星辰逆行”者，为若下不敢天，犹《春秋》曰“王师败绩於贸戎”，不言败之者，以自败为文，尊尊之意也。刘歆皇极传曰有下体生上之こ。说以为下人伐上，天诛巳成，不得复为こ云。
《唐史 五行志序》曰：“万物盈於天地之，而其为物最大且多者有五：一曰水，二曰火，三曰木，四曰金，五曰土。其用於人也，非此五物不能以为生，而阙其一不可，是以圣王重焉。夫所谓五物者，其见象於天也为五星，分位於地也为五方，行於四时也为五德，禀於人也为五常，播於音律为五声，发於文章为五色，总其精气之用谓之五行。自三代之後，数术之士兴，而为灾异之学者务极其说，至举天地万物，动植无大小，皆推其类而附之於五物，曰五行之属。以谓人禀五行之全气以生，故於物为最灵。其馀动植之类，各得其气之偏者，其发为英华美实，气臭滋味、羽毛鳞介、文采刚柔，亦皆得其一气之盛。至其为变怪非常，失其本性，则推以事类吉凶影响，其说尤为委曲繁密。盖王者之有天下也，顺天地以治人，而取材於万物以足用。若政得其道，而取不过度，则天地顺成，万物茂盛，而民以安乐，谓之至治。若政失其道，用物伤天，民被其害而愁苦，则天地之气，三光错行，阴阳寒暑失节，以为水旱、蝗螟、风雹、雷火、山崩、水溢、泉竭、雪霜不时，雨非其物，或发为氛雾、虹、光怪之类，此天地灾异之大者，皆生於乱政。而考其所发，验以人事，往往近其所失，而以类至。然时有推之不能合者，岂非天地之大，固有不可知者邪？若其诸物种类，不可胜数，下至细微家人里巷之占，有考於人事而合者，有漠然而无所应者，皆不足道。语曰：‘迅雷风烈必变。’盖君子之畏天也，见物有反常而为变者，失其本性，则思其有以致而为之戒惧，虽微不敢忽而巳。至为灾异之学者不然，莫不指事以为应。及其难合，则旁引曲取而迁就其说。盖自汉儒董仲舒、刘向与其子歆之徒，皆以《春秋》、《洪范》为学，而失圣人之本意。至其不通也，父子之言自相戾，可胜叹哉！昔者箕子为周武王陈禹所有《洪范》之书，条其事为九类，别其说为九章，谓之‘九畴’。考其说为不相附属，而向为《五行传》，乃取其五事、皇极、庶徵附於五行，以为八事皆属五行欤？则至於八政、五纪、三德、稽疑、福极之类，又不能附。至俾《洪范》之害失其伦理，有以见所谓旁引曲取而迁就其说也。然自汉以来，未有非之者。又其祥眚祸こ之说，自其数术之学，故略存之，庶几深识博闻之士有以考而择焉。夫所谓灾者，被於物而可知者也，水旱、螟蝗之类是巳。异者，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，曰食、星孛、五石、六之类是巳。孔子於《春秋》，记灾异而不著其事应，盖慎之也。以谓天道远，非谆谆以谕人，而君子见其变，则知天之所以谴告，恐惧修省而巳。若推其事应，则有合有不合，有同有不同。至於不合不同，则将使君子怠焉，以为偶然而不惧。此其深意也。盖圣人慎而不言如此，而後世犹为曲说以妄意天，此其不可以传也。故考次武德以来，略依《洪范五行传》，著其灾异，而削其事应云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