别。《春秋》常事不书，特书闵公、僖公两者，记失礼之始也。文公二年，大事于太庙，跻僖公。《公羊传》曰：“大事者何？大也。”谓大合毁庙、未毁庙之主于太祖之庙而祭之也。天子有，诸侯亦有，于文公乎何讥？讥其逆祀，跻僖公也。郑康成乃谓、皆为鲁礼。夫谓为鲁礼，可也，鲁之有，行于周公之庙已非礼矣。况僭而行之于庄公之宫，又于太庙，以致妾母，可以谓之礼乎？，宗庙之大祭也。故惟礼为盛。观《明堂位》之言可见。闵、僖窃之盛礼，以侈一时之美观，犹周公庙有八佾，其后窃而用之于季氏之庭，此圣人之所深恶也。况三年丧毕而吉祭，此礼也，闵公丧未毕，窃之盛礼，以行吉祭。合先祖，叙昭穆，此礼也，僖公窃之盛礼，以致夫人。、之混，自此始也。郑氏不能推本寻源，以辩、二礼之异，正闵、僖僭之罪，以明《春秋》之意，反取《春秋》之所深讥者，以明先王、之正礼。又妄称、皆为殷祭，三年一，五年一，二礼常相因并行，且多为说以文之。按郑注《王制》及《春官 大宗伯 诗 殷颂》，皆为鲁礼三年丧毕而于太祖，明年春于群庙，自尔以后五年而再殷祭，一一。愚始读郑氏三注，意其必有昭然可据之实，及考其所自来，则曰一一之说出于《春秋》鲁礼及纬书。夫溺于纬书之伪，而不悟其非，此郑氏之蔽惑，不足责也。谓出于《春秋》鲁礼者，并无事实可证，乃悟以僖公之、文公之二事，穿凿傅会，以文致其说而已。夫、二礼，其源各异，本不相因。僖公之未尝因乎，文公之未尝关乎也。今其说曰，文公二年既有，则僖公二年亦必有；僖公八年既有，则文公八年亦必有。事之本无，既牵合影射以为有，盖欲明僖公之前有，文公之为证矣，又地增宣公八年之以明之，谓僖、宣八年皆有，放于《春秋》。宣公八年有事于在庙，未尝有文，乃郑氏驾虚词以多其证。此其妄二也。文二年《公羊传》云“五年而再殷祭。”所谓五年再殷祭者。谓三年一，五年再。犹天道三年一闰，五年再闰也。郑氏乃引之以为三年一，五年一之证。此莽莽其妄三也。二年至八年，相去凡七年，与五年再殷祭之数不合也，则为之说曰鲁礼三年丧毕而于太祖，明年春于君庙，自尔以后五年而再殷祭。夫谓三年丧毕而于太祖可也，明年春于群庙，何所据而为是说乎？强添此事于五年再殷祭之前，直欲以掩五年、七年不合之数尔。后之儒者知其不可，则为之说曰丧毕之，之本，明年之，之本。此其为说若巧矣，惜乎！其似是而实非也。此其妄四也。且后世之所以信郑氏者，以其所据者《春秋》也。而郑氏所据者，乃是以无为有，驾虚为实，取闵、僖僭窃之礼，以明先五、之正礼。既三注其说于经，又以此说推演为《志》，注疏盈溢，文不胜繁，故观者莫辩，诸儒靡然而从之，是皆求其说于郑注之中，未尝以经而考注之真伪也。王肃最为不信郑氏，亦也为五年殷祭之名，不亦误乎。自郑氏之说立，混于，而之礼遂亡；混于，而之礼亦紊。夫礼不王不，王者其祖之所自出，见于《大传》，见于《小记》，见于《丧服》、《子夏传》，非不甚明。《祭法》首述虞、夏、殷、周四代已行之礼，又信而有证，固有国家者所当讲明而举行也。自汉以来，世之儒者，皆置之而不论，其故何哉？盖后之文者，皆求其说于三年一，五年一之中，而不求之于其祖之所自出。皆由汉儒混于，而遂至于不知有，此礼之所由亡也，可不惜哉！汉儒既以、皆为鲁礼，又以、同为殷祭，于、之本原已失之矣。又欲寻流逐末，欲辩、之名所以不同，是故马融谓大小（，三年大及郊宗┙。，岁及坛单）。郑玄谓大小（，毁主、未毁主合于太祖。，叭毁主合食，未毁则名祭于其庙）。贾逵、刘歆谓一祭二名。纷纷异同得失不能相远，最是郑氏多为之说，附经而行，其汩经为尤甚。于是礼为所混，历代所行，众说纷错，岁月先后，拘牵缠绕，而礼亦不得其正，是之礼，亦从此而紊矣。故曰混、为一事，其失一也（轻宗庙重原庙说，见《宗庙门》）。
又曰：愚按郑氏注《王制》、《春官 大宗伯》及《诗 殷颂》，皆云鲁礼三年丧毕而於太祖，明年春於群庙，及注《鬯人》“庙用修”，又云始自馈食始。信如是言，则丧毕而有，之前又有，自馈食始也。以丧礼考之，大祥、礻覃皆有此祭，犹是丧祭也。丧毕则有吉祭，未闻丧毕既有吉祭之，前又有吉祭之也。自郑氏注有此说，魏卞后、唐睿宗之丧，皆礻覃後有，丧毕有，明年春有。国朝治平二年，同知太常礼院吕夏卿亦建此议，谓之小。後之儒者，意在尊信圣经，不知经无其文，乃郑氏说也。若如疏家谓郑氏用《梁》“练而坏庙”之说，尔时木主新入庙，祭之，此尤非也。，吉祭也，练而迁庙之时遽行吉祭，尤无是理。
案：、之制，礼经无明文，而汉儒之释经者，各以意言之，其说莫详於郑氏。而其支离，亦莫甚於郑氏。故先儒皆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