军因见京师银马易求，不甚爱惜。及至倒毙，不行赔偿。甚或侵欺买马银两，如都督汪鉴追赃罢官。弊难尽言。请差兵部郎中同本寺少卿往各边查勘。”下部知之。
孙绪为太仆卿。时大司马王德华交结钱宁，移文太仆，语多不逊。绪以书数之，德华引咎。又淮安、凤阳诺郡饥馑，马供小弱。绪察其故，即与交兑，省费至千万缗。民赖之不破产者千余家。
明时，马政之弊，南畿苦赋，北畿苦养马。嘉靖中，田濡为太仆寺卿，奏请以额马赋十之三，其七以金代而输之北寺。即有军兴，以便宜召买，使两几畿力有所苏息。上嘉其议，行之。後二十余年，山东河南相踵以请。数省民不困，而ぁ寺有余藏，常输以给边，皆濡之力也。
嘉靖六年，太仆寺卿黄懋官奏：“太仆职掌马政，每岁派徵备用本折，付收场租余地马价，俱兵部题请，备扎到寺。至於调兑以应京边之需，放给以济各边之用，亦以部扎施行。议派多寡之数，出入赢缩之权，太仆不得与焉。今马调兑日繁，而寄养见在无几；动支日费，而库贮存积不多。若不区昼撑节，则将来之兑支未已，防秋之豫备何措？库贮银，先年常有二一百万。兹简核库籍，自本年二月起至今年三月止，陆续给发借支外，所贮仅有二十八万除两。夫边臣请马不足而益之以银，别部事务不干而名之以借。寺库有限之银，应各项无穷之用，虽有神输之术，当有时而竭也。夫在太仆寺为典守之官，在兵部为主持之地。使主持者无以裕其源而节其流，则典守者之分，不过因人成事而已。伏乞皇上特敕兵部，从长议处，复备用岁派之额，严京边倒失之罪，禁别项借支之需，以纾急缺。’(已上《世法录》。 )
七年六月辛丑朔，敕太仆寺少卿一员出巡阅马。(《大政记》。 )
时国家有兴作赏赍，往往借支太仆银。太仆帑益耗。万历十五年，寺卿罗应侨请禁支借。二十四年，诏太仆给陕西赏功银。寺臣言：“先年库积四百余万，自东西二役兴，仅余四之一。朝鲜用兵，百万之积俱空，今所存者止十余万。况本寺寄养马，岁额二万匹。今岁取折色，则马之派徵甚少，而东征调兑尤多。卒然有警，马与银俱竭，何以应之？”章下部，未能有所厘革也。(《兵志》。 )
太仆卿周九教疏：“本寺老库马价，自嘉、隆以来，封识唯谨，不许擅动，诚谓老库之银即外之马也。无事折而为银，有事出以市马，以备非常。所以拱卫神京，固安根本，虑智深远。节奉明旨，不许借讨，故自嘉、隆至今，老库马价所积几至千万。及後各部借讨，始曰，‘不得援以为例，’後率以为例。始犹兵部支请为例，後各部亦借请为例。始犹曰，‘勒限补还，’後竟不补还。以故，屡年千万之积殆尽。今仅存二百万有奇，又借讨百万，恐不数月，寺帑尽空。一旦有警，欲徵马则无马，欲市马则无银，仓皇失措，谁职其咎？往者庚戌之事，至今令人心悸。望敕下兵部，从长讦议，奏请定夺。”(《梦余录》。 )
崇祯二年，太仆寺卿涂国鼎奏马价出入数目，并言：“祖制设立马政，专给团营骑操，防守都城，拱护陵寝。只谓本根重地，有备乃无患耳，原非为边镇。即後来折色，亦谓无事则易马输银，有事则出银市马，仍是备御京师之意。乃今折色银数尽给发各镇矣。如并其表马尽行改折，万一变生不测，计将安出？臣知为祖宗固守职掌，万万不敢徇边镇以误朝廷也。”(同上。 )
十五年，王家彦迁太仆卿，疏言马耗之故，请行官牧及金牌差发遗制。且言：“课马改折，旧增至二十四万两，已重困。杨嗣昌不恤民，复增三十七万，致旧额反逋，不可不厘正。”(《王家彦传》。 )
行太仆寺
洪武三十年正月丁卯，置行太仆寺於山西、北平、陕西、甘肃、辽东。永乐十八年，以北京行太仆寺为太仆寺。其旧在滁者改为南京太仆寺。(《职官志》。 )
永乐十年，杨砥迁北京行太仆寺卿，定牧马法，请令民五丁养种马一匹，十马立群头一人，五十马立群长一人，养马家岁蠲租粮之半。而蓟州以东至山海诸卫，土地宽广，水草丰善，其屯军人养种马一匹，租亦免半。帝命军租尽蠲之，余悉从其议。於是马大蕃息。(《杨砥传》。 )
宣德七年，发杂犯死罪应充军者於陕西行太仆寺养马。弘治初，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萧祯奏省行太仆寺官。兵部议：“洪武中，设陕西甘凉行太仆寺。永乐间，复於平凉设苑马寺，其属有六监、二十四苑。宫得其人，马牧常数万匹，足充边用。正统以後，边备渐弛，马遂日耗。久之，辽省同川等四监，太和等十九苑。今所存寺监官，言者每请裁革，是惜小费而忘备边之大计。恐马政遂废，请量省为宜。”於是革陕西行太仆寺少卿一员，寺丞一员，苑马寺少卿一员，寺丞一员，长乐、灵武每监监副二员。
明初〓置十二寺丞，訾以所属居行寺。弘治三年，议定分管寺丞三年一更。十年，简推素有才望者补本寺官，视太仆寺官升擢。
十五年，兵部尚书刘大夏奏：“在外寺监，近年各卿佐多用谪逐官及有过累者，府卫下僚多易视之，故自待亦轻，政务因以废弛。宜稍更其制：行太仆、苑马寺官缺，少卿於布按二司参议佥事推补，卿则於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