等，以御史有言，倚得江西转运判官，惇改著作佐郎而已；以刘攽、王存为馆阁校勘，张公裕、李常为秘阁校理，胡宗愈为集贤校理。治平四年，御史吴申言：「先诏十人试馆职，渐至冗滥，兼所试止于诗赋，非经国治民之急，欲乞兼用两制荐举，仍罢诗赋，试论策三道，问经史时务，每道问十事，以通否定高下去留。其先召试人，亦乞通新法考试。」诏两制详定以闻，其后翰林学士承旨王珪等言：宜罢试诗赋如申言。于是诏自今馆职试论一首、策一道。至元佑中，复举试馆职，则试策一道而已。元丰官制行，始以龙图阁直学士判将作监王益柔为秘书监，明年出知蔡州，以司勋郎中叶均为秘书少监。不阅月，会李常为礼部侍郎，太常少卿孙觉有亲嫌，遂以觉为秘书少监，而均为太常少卿。明年，右谏议大夫赵彦若以越职言事，降为秘书监，然亦皆一时之选也。均，故翰林学士清臣之子，治平初以宰执荐，召试馆职入等。秘书省建，初以奉议郎集贤校理知太常礼院林希为承议郎行秘书省著作佐郎，后迁礼部郎中，仍兼著作，盖史官难其人如此。元丰五年六月，以通直郎监察御史丰稷为秘书省著作佐郎。先是，稷言：方官制施行，而执政、尚书、侍郎、郎官、丞簿或以欺罔赃私之徒预选，何以示四方？故有是命。顷之，为吏部员外郎。崇宁初，王沩之为司谏，以避妻父张商英为著作郎兼国史馆；其后曾楙为监察御史，以避妻父吴执中为著作佐郎。宣和中，潘良贵以主客员外郎对不合旨为著作，亦清选也。
祖宗时，有大典礼政事讲究因革，则三馆之士必令预议，如范仲淹议职田状、苏轼议贡举者，即其事也。详议典礼，率令太常礼院与崇文院详定以闻，盖太常礼乐之司，崇文院简册之府，而又国史典章在焉。合羣英之议，考古今之宜，则其施于政事典礼，必不诡于经理矣。熙宁中，轼任直史馆，尝召对，亲奉德音，以为「凡在馆阁，皆当为朕深思治乱，指陈得失，无有所隐」。然则承学之士，其有不思所以竭忠图报者乎！
元丰七年，叶祖洽除知湖州，上批以「祖洽熙宁首榜高第，可与秘书省职事官」，遂除校书郎。初，邢恕、王仲修并以秘阁校勘除校书郎，范祖禹以修《资治通鉴》成纔得正字。后邢恕迁著作佐郎，再迁为都司，祖禹至元佑间方为著作郎兼侍讲，盖吝选如此。故事，馆阁兼职与迁转不同。景德初，直秘阁杜镐、秘阁校理戚纶皆以旧职充龙图阁得制。后数年，镐以司封郎中直秘阁充龙图阁待制，迁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，亦异恩也。其余大率秘阁校理迁直秘阁，集贤校理迁直集贤院，或迁直龙图阁，至和中如张子思、赵良规、钱延年是也。直史馆迁直昭文馆，淳化中如吕佑之、赵昂、安德裕、句中正是也。直馆、直院有除知制诰者，吕佑之以直昭文馆，和?、王安石以直集贤院，皆除知制诰。至于校理、校勘，往往随其领职之高下而迁之，如吕溱、李绚以直集贤院，余靖、彭乘、蒲宗孟、孙洙、安焘、黄履、曾巩、赵彦若以集贤校理，皆为同修起居注，蔡襄以校勘迁直史馆知谏院，邓润甫以检正中书户房公事为集贤校理直舍人院，未几知制诰，常秩以大理评事特起为左正言直集贤院，未几直舍人院，亦异恩也。毕仲衍以秘阁校理除左史，王安礼以校勘迁直集贤院，王震以校勘为检正礼房公事迁右司员外郎，仲衍、震皆更官制之初也。官制既行，秘书省官异于故时，馆职惟兼经筵，国史实录院官则其迁稍异。元佑中，张耒、黄庭坚皆以著作佐郎。绍圣中，邓洵武、吴伯举皆以校书郎，迁左右史，以兼国史院官故也。
卷四
官联
宋集贤院大学士一人，以宰相充。学士无定员，以给谏卿监以上充；直学士不常置。掌同昭文。判院事一人，以两省五品以上充，或差二人。
三馆通为崇文院，别置官吏。有：检讨，无定员，以京朝官充；校勘，无定员，以京朝幕府州县官充。掌聚三馆之图籍。监一人，内侍充，兼监秘阁图书。天禧五年，又置同勾当官一人。
秘阁至端拱二年，于崇文院中堂建，择三馆书籍真本，并内出古画墨迹等藏之。淳化元年，诏次三馆、直阁以朝官充，校理以京朝官充。掌缮写秘藏供御典籍图书之事。判阁一人，旧常以丞、郎、学士兼秘书监领阁事，大中祥符九年后，以诸司三品、两省五品以上官判。国初又置秘阁校理，通掌阁事。咸平后者皆不领务。
史馆旧寓集贤院，监修国史以宰相充。开宝中，薛居正以参知政事监修。自后参知政事亦有管勾修国史者，不常置。景德中，又有同修国史之名，史毕即停。修撰以朝官充，直馆以京朝官充。又有检阅、编修之名，不常置。掌修国史、日历及典图籍之事。判馆事一人，以两省五品以上充。后改官制，日历隶国史案，每修前朝国史、实录，则别置国史、实录院。国史院以首相提举，翰林学士以上为修国史，余侍从官为同修国史，庶官为编修官。实录院提举官如国史，从官为修撰，余官为检讨。
咸平五年八月，以秘书丞直史馆判三司度支局院孙冕为左正言，度支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