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惟《永乐大典》中所载最夥。盖《内阁书目》据《文渊阁书目》，《文渊阁书目》即修《永乐大典》所徵之书。其时尚有完帙，故采之最详也。考蔡绦《铁围山丛谈》曰“王元泽奉诏为《三经义》，时王丞相介甫为之提举。《诗》、《书》盖多出元泽及诸门弟子手，《周礼新义》实丞相亲为之笔削者。政和中，有司上言，天府所籍吴氏资多有王丞相文书。於是朝廷悉藏诸秘阁，用是吾得见之。《周礼新义》，笔迹如斜风细雨，诚介甫亲书”云云，然则《三经义》中惟《周礼》为安石手著矣。
安石以《周礼》乱宋，学者类能言之。然《周礼》之不可行於后世，微特人人知之，安石亦未尝不知也。安石之意，本以宋当积弱之后，而欲济之以富强。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击，於是附会《经》义以钳儒者之口，实非真信《周礼》为可行。迨其后用之不得其人，行之不得其道，百弊丛生，而宋以大坏。其弊亦非真缘《周礼》以致误。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《咏安石放鱼》诗曰：“错认苍姬六典书，中原从此变萧疏。”是犹为安石所绐，未究其假借六艺之本怀也。
因是而攻《周礼》，因是而攻安石所注之《周礼》，是宽其影附之巧谋，而科以迂腐之薄谴矣。故安石怙权植党之罪，万万无可辞。安石解《经》之说，则与所立新法各为一事。程子取其《易解》，朱子、王应麟均取其《尚书义》，所谓言各有当也。今观此书，惟训诂多用《字说》，病其牵合。其馀依《经》诠义，如所解“八则”之治都鄙，“八统”之驭万民，“九两”之系邦国者，皆具有发明，无所谓舞文害道之处。故王昭禹、林之奇、王与之、陈友仁等注《周礼》，颇据其说，钦定《周官义疏》亦不废采用。
又安可尽以人废耶？安石神宗时所上《五事劄子》及《神宗日录》，载安石所引《周官》及杨时《龟山集》中所驳平颁兴积一条，其文皆在《地官》中。今《永乐大典》阙《地官》、《夏官》二卷，其说遂不可考。然所佚适属其瑕类，则所存者益不必苛诋矣。安石本未解《考工记》，而《永乐大典》乃备载其说。据晁公武《读书志》，盖郑宗颜辑安石《字说》为之，以补其阙。今亦并录其解，备一家之书焉。
△《周礼详解》四十卷（浙江巡抚采进本）宋王昭禹撰。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曰：“昭禹，未详何人。近世为举子业者多用之，其学皆宗王氏新说。王与之作《周礼订义》，类编姓氏、世次，列於龟山杨时之后，曰字光远，亦不详其爵里。当为徽、钦时人。”今按其书，解“惟王建国”云：“业格于上下谓之王，或而围之谓之国。”解“匪颁之式”云：“散其所藏曰匪，以等级之曰颁。故匪从匚从非，言其分而非藏也。颁从分从页，言自上而颁之下。”解“圃”曰：“园有众甫谓之圃。
”解“鲍鱼”曰：“鱼之鲜者包以致之。”解“鱐”曰：“鱼之乾者肃以致之。”解“司徒”云：“於文反后为司，盖后从一从厂从口，则所以出命，司反之则守令而已。从一则所以一众，司反之则分众以治之而已。从厂则承上世之庇覆以君天下，司反之则以君之爵为执事之法而已。”其附会穿凿，皆遵王氏《字说》。盖当时《三经新义》列在学官，功令所悬，故昭禹因之不改。然其发明义旨，则有不尽同於王氏之学者。如解《泉府》“以国服为之息”云：“各以其所服国事贾物为息。
若农以粟米，工以器械，皆以其所有也。周之衰，不能为民正田制地，税敛无度，又从而贷之，则凶年饥岁无以为偿矣。下无以偿，上之人又必责之，则称贷之法，岂特无补於民哉？求以国服为之息，恐收还其母而不得。”盖已目睹青苗之弊，而阴破其说矣。至其阐发《经》义，有足订《注》、《疏》之误者。如解《载师》“里布屋粟”，谓“国宅无征，民居有征无布。以其不毛，使之有里布。民出耕在田庐，入居在里，其屋有田以出粟。今不耕田，则计屋而敛之，谓之屋粟。
”
不从先儒以里布为二十五家之泉、屋粟为三夫之粟。又解“近郊十一，远郊二十而三，甸、稍、县、都皆无过十二”，固当时正役，后因远近剧易而制云云，皆为先儒所未发。故宋人释《周礼》者，如王与之《订义》、林之奇《讲义》多引其说，固不得以遵用新说而尽废之也。五官皆不载《叙官》。宋末朱申作《句解》，盖从其例，究为一失。今姑仍旧本录之。内附载陆德明《释文》，而卷首以德明之名冠昭禹前。今考昭禹《自序》末云：“因《释文》而作。
”或后人所增入，以德明时代在前，遂题诸昭禹上欤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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