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一论与他经同文。而其书与目不甚相应，盖亦其门人所误题也。其持论是非相半。如《小宰》纪六官之属各六十，贾《疏》谓指宫正至夏采诸职。奇龄谓《经》文“其属六十”乃据六卿本职之下所属大夫士也。六卿各有长官，如后世所称堂上官。除一卿二中大夫外，所属有下大夫四人，中士十六人，下士三十二人，合得六十人，略无阙溢。今考《春官》除宗伯卿一人、小宗伯中大夫二人，拟一堂上官，不入六十之数，则《肆师》下大夫四人，即为属官，如后世所称曹郎矣。
乃《肆师》之职曰：“凡国之大事，治其礼仪，以佐宗伯。”贾《疏》曰：“肆师与小宗伯同为中下大夫，命数如一，故二人同佐宗伯。”据此则肆师明为宗伯副贰之官，即经文亦明云肆师掌礼治事如宗伯之仪。今奇龄必屈肆师为属吏，同于后世之曹郎，其说似弗能通。奇龄又以《周礼》公五百里、侯四百里、伯三百里、子二百里、男一百里不合于《王制》、《孟子》，遂据《周礼》谓封国有大功者必需益地，即不能以百里、七十里、五十里限之。特约为之制，公不过五百里，侯不过四百里，伯与子男以是为差。
其说似巧。但《明堂位》“封周公于曲阜七百里”，则奇龄所谓公不过五百里者则已过之矣。加封之制，不应己创之而己又隳之也。故《司勋》文曰：“凡赏无常，经重视功”。明乎加封亦不得立常数矣。奇龄立论，大率类此。其他不无翼经之说，然以为战国人作，则仍用何休六国阴谋之说，与指为刘歆所作者亦相去无几。阳虽翼之，阴实攻之矣。与其以《仪礼》为战国之书，同一好为异论，不足据也。
△《周礼节训》六卷（编修励守谦家藏本）国朝黄叔琳撰。叔琳有《研北易钞》，已著录。是编名曰《节训》，盖节录而训释之也。《经》文既非完本，所辑注文又皆不著名氏。观其《自序》，盖家塾私课之本，故其《凡例》亦曰“聊备兔园之一册”云。△《周官析疑》三十六卷、《考工记析义》四卷（安徽巡抚采进本）国朝方苞撰。苞有《周官集注》，已著录。是书以《周官》为一编，《考工记》为一编，各分篇第，世亦两本别行。然前有顾琮《序》，称合《考工》为四十卷。
则本非两书，特不欲以河间献王所补与《经》相淆，故各为卷目耳。其书体会《经》文，颇得大义。然於说有难通者，辄指为后人所窜，因力诋康成之《注》。若《太宰》：“以九赋敛财贿。”郑《注》：“赋，口率出泉也。今之算泉，民或谓之赋。”苞谓九赋即九职邦、郊、甸、稍、县、都之田赋，则农所贡公田之九穀与圃牧嫔妇之贡也。关市之赋，即商贾百工之贡也。山泽之赋，即虞衡之贡也。园圃薮牧，即邦、郊、甸、稍、县、都之地。农工、商贾、嫔妇、臣妾、闲民，即邦、郊、甸、稍、县、都之人。
今考《载师》，首言园廛，次近郊，次远郊，次甸、稍、县、疆，明别园廛於甸、稍、县、疆之外，则九职之园圃，不得合於九赋之邦、郊、甸、稍、县、都可知。苞以九职之圃牧、嫔妇、臣妾、闲民统於九赋之邦、郊、甸、稍、县、都，而九赋之关市、山泽岂独出於邦、郊、甸、稍、县、都之外，《经》文又何以别举之乎？苞不过因九职内百工商贾可以当九赋之关市，虞衡可以当九赋之山泽，而园圃、薮牧、嫔妇、臣妾、闲民於九赋更无所归，遂强入於邦、
郊、甸、稍、县都之中，庶乎九职、九赋得混为一，即以斥郑《注》口率出泉之非，而不知郑《注》此文，实据本文“财贿”二字起义。《外府》曰：“掌邦布之入出。”其下曰：“凡祭祀、宾客、丧纪、会同、军旅，共其财用之币赍、锡予之财用。”《注》曰：“布，泉也。”《泉府》曰：“凡国事之财用取具焉。”此皆以泉为财。《荀子》曰：“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，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。”则以刀布为财，与田税为食对举。《经》於九府既云敛财贿，则知九赋内兼有泉矣。
九赋所以供九式，故九赋曰财贿，而九式曰财用。凡祭祀、宾客、丧荒、羞服、工事、币帛、刍秣、匪颁、好用，资於穀者少，资於泉者多。而泉之所入，止有市征之絘布、总布、质布、罚布、廛布，不过当关市之一赋，此外则惟有宅不毛者之里布，均未足以充九式之用。若不资泉於邦、郊、甸、稍、县、都等，则职岁所云官府都鄙之出财用，恐终年常不给也。考《汉书本纪》，高祖四年，初为算赋，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赋钱，人百二十为一算。《贾捐之传》：“民赋四十，丁男三岁一事。
”是一岁每丁不过赋十三钱有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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