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嘉靖庚戌进士，官至礼部尚书。是编《序》题《春秋亿》，而卷首题曰《徐氏海隅集》，目录又题曰《外编》。盖其全集之一种。十二公各为一篇，不载《经》文，而一一排比年月，随《经》诠义。盖汉代《经》、《传》别行，原不相属。似乎创例，实古法也。大旨以《春秋》所书皆据旧史，旧史所阙圣人不能增益。如隐、庄、闵、僖不书即位，桓三年以后不书王，卫人、陈人从王伐郑不称天，以及日月之或有或无，皆非圣人所笔削。一扫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无字非例之说与孙复、胡安国无事非讥之论。
夫《春秋》之作既称笔削，则必非全录旧文，漫无褒贬。学谟持论虽未免矫枉过直，然平心静气，不事嚣争，言简理明，多得《经》意，实胜宋元诸儒之穿凿。其驳夏时周月之说曰：“为下而先倍，乌在其为《春秋》也。”可谓要言不烦者矣。
△《春秋事义全考》十六卷（浙江巡抚采进本）明姜宝撰。宝有《周易传义补疑》，已著录。《明史艺文志》、朱彝尊《经义考》俱载是书二十卷，而此少四卷。然检其篇帙，未见有所阙佚，疑或别有附录而佚之欤？其大旨虽以胡《传》为本，而亦颇参以己意。襄公、昭公以下胡《传》多阙，亦胥为补葺。中间地名以今证古，虽间有考订，皆无以甚异於诸家。惟向来说《春秋》者以笔削褒贬为例，故如王不称天、公不书即位之类，皆谓孔子有意贬绝。是褒讥之法且将上施於君父，揆诸圣人明伦垂教之本意，当必不然。
宝独谓孔子於周王、鲁侯事有非者，直著其非而已。后人说《经》，用恶字、罪字、讥贬字，皆非圣人之意。其言明白正大，为啖、赵以来所未及。可谓阐笔削之微意，立名教之大防。虽颇近科举之学，不以害其宏旨也。
△《春秋胡传考误》一卷（通行本）明袁仁撰。仁有《尚书砭蔡编》，已著录。是书前有《自序》，谓宋胡安国愤王氏之不立《春秋》，承君命而作《传》。志在匡时，多借《经》以申其说。其意则忠，而於《经》未必尽合。其说良是。至谓安国之《传》非全书，则不尽然。安国是编，自绍兴乙卯奉敕纂修，至绍兴庚申而后缮本进御，岂有未完之理哉？然其抉摘安国之失，如周月非冠夏时；盟宿非宿君与盟；宰渠伯纠，宰非冢宰，伯非伯爵；夏五非旧史阙文；
齐仲孙来之非贬；召陵之役，齐桓不得为王德，管仲不得为王佐；首止序王世子於末非以示谦；晋卓子立已逾年，非独里克奉之为君；季姬之遇鄫子，非爱女使自择壻；鼹鼠食牛角非三桓之应；正月书襄公在楚，非以存鲁君之名；吴子使札非罪其让国；《左传》“莒展舆事以攻”当为“已攻”，齐豹非求名不得；归郓、讙、龟阴非圣人自书其功；获麟而夸以箫韶、河洛为传者之陋：皆深有理解。他若“会防”一条，义不系於胡《传》；“蔡桓侯”一条，谓葬以侯礼：亦以意为之，别无显证。
石之纷如本非大夫，不应与孔父、仇牧一例见《经》。仁一概排之，则吹求太甚矣。
△《左传属事》二十卷（浙江巡抚采进本）明傅逊撰。逊字士凯，太仓人。尝游归有光之门。困顿场屋，晚岁乃以岁贡授建昌训导。是书发端於其友王执礼，而逊续成之。仿建安袁枢《纪事本末》之体，变编年为属事。事以题分，题以国分。《传》文之后，各隐括大意而论之。於杜氏《集解》之未安者，颇有更定。而凡《传》文之有乖於世教者，时亦纠正焉。逊尝自云：“《传》中文义颇竭思虑，特於地理殊多遗憾，恨不获遍蒐天下郡县志而精考之。”又云：“元凯无汉儒不能为《集解》，逊无元凯不能为此注。
”其用心深至，推让古人，胜於文人相轻者多矣。△《左氏释》二卷（江苏巡抚采进本）明冯时可撰。时可字敏卿，号元成，华亭人。隆庆辛未进士，官至湖广布政司参政。事迹附见《明史冯恩传》。此书皆发明《左传》训诂。中如解庄公二十五年“秋大水，鼓用牲于社、于门”，谓王者事神治民，有祠而无祈，有省而无禳，用鼓已末，何况於攻？董仲舒、杜预之说皆误。考《周礼大祝》：“六祈：一曰类、二曰造、三曰禬、四曰祭、五曰攻、六曰说。
”郑康成《注》谓攻、说则以辞责之，如其鸣鼓。然则攻固六祈之一矣。时可所言，殊为失考。至昭公二十九年“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”，杜《注》、孔《疏》皆谓冶石为铁，用橐扇火谓之鼓，计会一鼓便足。时可则引王肃《家语注》云：“三十斤为钧，四钧为石，四石为鼓。”盖用四百八十斤铁以铸刑书，适给於用。则胜《注》、《疏》说多矣。盖虽间有臆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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