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破除锢习，於《春秋》不为无功。惟五《传》皆具有成编，人所习诵，不待此刻而传。故取其卫《经》之意，而不复录其书焉。△《春秋年考》一卷（浙江巡抚采进本）不著撰人名氏。后有《自跋》，称初成於天启甲子，重订於崇祯辛未。自署曰“天畸人”。有三小印：一曰“三峨”，一曰“仲先”，一曰“且止菴居”。不知为何许人也。其书仿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》之例，以年为经，以国为纬，各书大事於年下。然体例颇为丛杂。如周为第一格，平王四十九年称“宰咺来赗仲子”。
此内鲁之词，当系之鲁，不当系之周也。至五十九年称“武氏子来鲁求赙”，则称“来”似内鲁，称“鲁”又似外鲁，更无体例矣。又瓦屋之盟列之於晋，则排纂有讹；晋获秦谍增晋伐秦字，则事实或误：均不足以为据。
卷三十一 经部三十一
○春秋类存目二△《春秋程传补》二十卷（浙江汪启淑家藏本）国朝孙承泽撰。承泽有《尚书集解》，已著录。是编以程子《春秋传》非完书，集诸儒之说以补之。其词义高简者重为申明，阙略者详为补缀。书成於康熙九年。按伊川《春秋传》，《宋史艺文志》作一卷。陈亮《龙川集》有《跋》云：“伊川先生之序此书也，盖年七十有一矣，四年而先生殁。今其书之可见者才二十年。”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云：“略举大义，不尽为说。襄、昭后尤略。
”
考程子《春秋传序》作於崇宁二年，书未定而党论兴，至《桓公九年》止。门人间取《经说》续其后，此陈亮所谓可见者二十年也。是书《桓公九年》以前全载程《传》，十年以后以《经说》补之，《经说》所无者采诸说补之，中取诸新安汪克宽《纂疏》者居多。《纂疏》即明代《春秋大全》所本。其书坚守胡安国《传》，则仍胡氏之门户而已，未必尽当程子意也。又所补诸《传》皆不出姓氏，於原文亦多所芟改，其《桓公九年》以前程子无《传》者亦为补之。
则是自为一书，特托名於程子耳。考陈亮《跋》有云：“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间，其义甚精，其类例甚博。学者苟优柔厌饫，自得於意言之表，不必惜其阙也。”然则何藉承泽之补乎？△《左传统笺》三十五卷（浙江汪启淑家藏本）
国朝姜希辙撰。希辙字二滨，馀姚人。明崇祯壬午举人。国朝官至奉天府府丞。此书循文衍义，所据者特杜预、林尧叟、孔颖达三家，参以朱申《句解》。其所引证，又皆不标所出，犹沿明季著书之习。△《春秋家说》三卷（湖南巡抚采进本）国朝王夫之撰。夫之有《周易稗疏》，已著录。是书前有《自序》，称大义受於其父，故以“家说”为名。其攻驳胡《传》之失，往往中理，而亦好为高论，不顾其安，其弊乃与胡《传》等。如文姜之与於弑，夫之谓不讨则不免於忘父，讨之则不免於杀母。
为庄公者，惟有一死而别立桓公之庶子，庶子可以申文姜之诛。不知子固无杀母之理，即桓之庶子亦岂有杀嫡母之理？视生母为母而视嫡母为非母，此末俗至薄之见，可引以断《经》义乎？闵公之弑，夫之谓当归狱於庆父，不当归狱於哀姜。哀姜以母戕子，与文姜不同，不得以人爵压天伦。此亦牵于俗情，以常人立论。不知作乱於国家，即为得罪於宗庙。唐武后以母废中宗，天下哗然而思讨，君子不以为非。彼独非母子乎？首止之会定王世子，所以消乱端於未萌。
世子非不当立，则不得谓之谋位。诸侯非奉所不当奉，则不得谓之要狭。夫之必责以伯夷、叔齐之事，则张良之羽翼惠帝，何以君子不罪之乎？如此之类，皆以私情害大义。其他亦多词胜於意。全如论体，非说经之正轨。至於《桓公元年》，无端而论及人君改元宜建年号之类，连篇累牍，横生支节，於《春秋》更无关矣。
△《春秋传注》三十六卷（浙江吴玉墀家藏本）国朝严启隆撰。启隆字尔泰，乌程人。前明诸生。其说谓孔子欲讨陈恒而不得，故作《春秋》以戒三家。不始惠公而始隐公者，以隐有锺巫之难，特托以发凡。不终於陈恒、简公之事而终以获麟者，欲以讳而不书，阴愧三家之心。又谓《春秋》治大夫，非治诸侯，以三十六君之事为经，而其馀为纬。以文公以前为宾，而以后为主。经之义当明，纬之义可以不问。主之义当明，宾之义可以不问。
又谓《春秋》一字一句皆史旧文，圣人并无笔削。其意盖深厌说《春秋》者之穿凿，欲一扫而空之，而不知矫枉过直，反自流於偏驳也。△《春秋论》二卷（江苏巡抚采进本）国朝严珏撰。珏字佩之，无锡人。前明诸生。是书凡九十九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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