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然则所谓笔削者安在？所谓其义窃取者又安在？况《公羊》著不修《春秋》之文，《左氏》记河阳书狩之语，去圣未远，必有所受。举一二节可例其馀。乃谓除此数条之外，悉因鲁国之成书。然则必如倪思之《班马异同》字字著原本、改本，郭茂倩之《乐府诗集》篇篇分本词入乐，而后信为孔子有所修改耶？其疑胡《传》而信《左氏》，亦足破以《经》解《经》之空谈。而乃别出新奇，欲以孔子之言解《春秋》。凡一切子书、纬书所引，不问真伪，一概阑入，已为芜杂。
至於其文与《春秋》无关，如《庄公八年》“齐无知”一条引《坊记》曰：“子云：君不与同姓共车”一节，又引《文言传》“积善之家”一节，注曰“按前条之义为齐僖言也，后条之义为齐襄言也”，似乎孔子一生无一语不因《春秋》而发者，有是理耶？至于《僖公二十年》“杞子卒”一条引《论语》“子曰：夏礼吾能言之”一节，以合于《左传》夷礼之说，而又注“案杞称子《左传》以为《经》夷之，不若《谷》注时王所黜之说为善”，是并驳孔义矣。
全书大抵类是。是皆务高求胜之过也。△《春秋笔削微旨》二十六卷（陕西巡抚采进本）国朝刘绍攽撰。绍攽有《周易详说》，已著录。是编采《公》、《穀》二传附会之说，与孙、胡诸家臆断之论汇为一书，而更以己意穿凿之。大旨惟以名字、月日为褒贬，而掊击《左传》尤力。其说谓《左氏》不过叙事，於《经》义毫无发明，不知有事迹而后有是非，有是非而后有褒贬。但据书字为褒矣，其所以褒之故，绍攽能研求其字而知之乎？但据书人为贬矣，其所以贬之故，绍攽能研求一人字而知之乎？
如宰咺赗惠公仲子为贬，设无《左传》，何由知仲子为妾而贬之？齐高子来为褒，设无《左传》，何由知为高徯存鲁而褒之？幸藉《传》而知其事，又讳所自来，以《传》为不足据，是何异迷途之人藉人为导，得途之后鞭其人而逐之乎？△《春秋通论》五卷（陕西巡抚采进本）
国朝刘绍攽撰。是书与所著《笔削微旨》相为经纬，而往往循文敷衍，罕所发明。如《桓三年》“日有食之既”一条云：“《春秋》日食三十六。隐之食者一，桓、文、成食者各二，僖、宣、定食者各三，庄之食者四，襄之食者九，昭之食者七。其中食既者三，此及《宣八年》七月、《襄二十四年》七月，皆变之甚者。”又《庄十五年》“郑人侵宋”一条云：“外书侵五十有七，始於此，终《哀十三》晋魏曼多侵卫。书伐二百一十三，始《隐二年》郑人伐卫，终《哀十三》公子申伐陈。
天下之无道甚矣。”《僖十九年》“邾人执鄫子，用之”一条云：“用人者二。此年用鄫子，《昭十一年》‘楚执蔡世子有，用之’。其虐为已甚矣。”夫日食之为灾，侵伐之为无道，杀人以祭之为虐，亦何待赘言乎？△《空山堂春秋传》十二卷（通行本）
国朝牛运震撰。运震有《空山堂易传》，已著录。是编说《经》，不信三《传》，动相驳难，盖宋刘敞、孙复之流。由其记诵淹通，足以济其博辨，故异论往往而生也。△《春秋管见》（无卷数，奉天府尹采进本）国朝魏枢撰。枢有《东易问》，已著录。是书杂采《春秋》三《传》及胡《传》之文，亦以己意附注於后。然大抵用意苛深，不出胡氏之门径。其自出新意者，尤往往乖舛。如《春秋》鲁史，以鲁纪年，故正月书王以明有统。枢乃擅改《经》文，以周纪年，以鲁附注。
是但知窃袭《通鉴纲目》之例，而不知以周纪年则正月书王为复。与伪本元《经》既书“某帝某年”，又书“帝正月者”同一失矣。《哀公十四年》“春，西狩获麟”，自当以获麟为重，枢乃谓：“冬猎曰狩，《经》虽绝笔於十四年之春，而实则十有三年之冬。不没其春者，所以奉正朔而大一统之尊。必终於冬者，所以明天道而顺四时之序。盖隐寓行夏时之意。”
是又节外生枝，屈孔子以就己说矣。如斯之类，比比而然，皆不足为训也。△《春秋义补注》十二卷（江苏巡抚采进本）国朝杨方达撰。方达有《易学图说会通》，已著录。初，孙嘉淦作《春秋义》，大旨祖胡安国之说。后渐悟其非，旋自毁版（案嘉淦自毁其版，事见此书《凡例》第三条中）。方达尝受知於嘉淦，因为删补其文，以成是编。大旨於三《传》多取《公》、《穀》《经》文。如“裂繻”作“履緰”，“矢鱼”作“观鱼”、“叔孙婼”作“叔孙舍”、“定姒”作“定弋”之类，亦多从《公》、《穀》。
其《左传》事迹，往往在所摈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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