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各以“右明某义”云云标立言之宗旨。盖昔程子尝以此法教学者，而公迁推广其意以成是书。其间门目既多，间涉冗碎。故朱彝尊《经义考》谓读者微嫌其繁。又如“樊迟请学稼”，不过局於末业，乃列之於“异端门”，与许行同讥。上士一位、中士一位、下士一位本周室班爵之制，乃列之於“士门”，与处士一例，亦颇伤踳驳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孔门弟子、子思、孟子诸门，以人隶事，体近类书，尤为无所发明。然於天人性命之微，道德学问之要，多能剖其疑似，详其次序，使读者因此证彼，涣然冰释。
要非融会贯通，不能言之成理如是也。所引诸家之说，独称饶鲁为饶子，其渊源盖有自矣。
明正统中何英作《诗传疏义序》，称永乐乙酉，因阅《四书通旨》而语及《疏义》，则是书行世，在《疏义》之前。顾明以来说《四书》者罕见徵引，近《通志堂经解》始刊行之，盖久微而复出也。句下间列异同，如“喜怒哀乐”一条，谓“右以体言”，而注“亦曰以性言”字；“允执其中”一条，谓“右以用言”，而注“亦曰以事理言”字；如是者不一，疑刊是书者参校诸本所附，非公迁之旧。其出自谁手，则不可考矣。
△《四书管窥》八卷（两江总督采进本）元史伯璿撰。伯璿字文玑，温州平阳人。据所作《管窥外篇》成於至元丁未，即元亡之年，计其人当已入明。然始末不可考矣。是编见於《秘阁书目》者五册。杨士奇《东里集》则称有四册，刻版在永嘉郡学。永嘉叶琮知黄州府，又刊置府学。是明初所行，已有二本。然刊本皆散佚不传，故朱彝尊《经义考》注云“未见”。此本乃毛晋汲古阁旧钞，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尚全，惟《论语》阙《先进篇》以下，盖传写有所佚脱。
然量其篇页，厘而析之，已成八卷。《经义考》乃作五卷，或误以五册为五卷欤？其书引赵顺孙《四书纂疏》、吴真子《四书集成》、胡炳文《四书通》、许谦《四书丛说》、陈栎《四书发明》及饶氏、张氏诸说，取其与《集注》异同者，各加论辨於下。诸说之自相矛盾者，亦为条列而厘订之。凡三十年而后成。於朱子之学，颇有所阐发。考朱子著述最多，辨说亦最夥。其间有偶然问答未及审核者，有后来考正未及追改者，亦有门人各自记录，润色增减，或失其本真者。
故《文集》、《语录》之内，异同矛盾，不一而足。即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与《或问》亦时有牴牾。原书具在，可一一覆按也。
当时门人编次，既不敢有所别择，后来读朱子书者，遂一字一句奉为经典，不复究其传述之真伪与年月之先后。但执所见一条，即据以诋排众论，纷纭四出，而朱子之本旨转为尊信者所淆矣。夫载宝而朝，论南宫者有故；越境乃免，惜赵盾者原诬。述孔子之言者，尚不免於舛异，况於朱门弟子断不及七十二贤，又安能据其所传，漫无厘正？伯璿此书，大旨与刘因《四书集义精要》同。而因但为之刊除，伯璿更加以别白。昔朱子尝憾孔门诸子留《家语》作病痛，如伯璿者，可不谓深得朱子之心欤？
△《大学中庸集说启蒙》二卷（内府藏本）
元景星撰。星号讷菴，馀姚人。据卷末宣德九年钱时《跋》，称得礼部侍郎蒋骥写本。骥《跋》题“庚辰岁”，当为建文元年。骥为景之门人，则星元末人也。前有星《自序》，标题为“学庸集说启蒙”，而《序》中实曰“四书集说启蒙”。《凡例》中如“孟子章指”云云，亦兼言《四书》。骥《跋》称讷菴先师用功於《四书》十年，去取诸说而为此书。《大学》已有刊本，而《语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则未刊。时《跋》称得骥《中庸》写本。謄校刊梓。
然则星本全注《四书》，骥先刊其《大学》，时续刊其《中庸》，而《语》、《孟》则已佚。
通志堂刻《经解》，病其不完，并序文、标题改之耳。其书发挥颇简切，《大学圣经章句》“欲其一於善而无自欺”句注：“一於善，祝本改作必自慊。”於字句亦复不苟。又《传》之二章注“盘，邵氏谓恐是盥颒之盘”，《传》之四章注备引程子、饶鲁、吴澄之说，《中庸》三十二章注引鄱阳李氏之说，皆与《章句》异同，亦非胡炳文等坚持门户者比。盖犹能自抒心得者也。书上阑附载细字，如《大学传》之五章载矩堂董氏之说，《中庸》第一章载饶鲁之说，亦与《章句》有出入。
据钱时《跋》，称增鲁斋批点，勿轩标题，以便幼习。则时益以许衡、熊禾二人之语，非星本书也。其孰为衡语，孰为禾语，刊板一同，今则不可辨别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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