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念虑微起，良知即知善与不善。知善即实行其善，知恶即实去其恶。不昧所知，心方自慊”云云，其说皆仍本王守仁。又书中所引吕原明渡桥，舆人坠水，有溺死者。
原明安坐桥上，神色如常。原明自谓未尝动心。颙称其临生死而不动，世间何物可以动之？夫死生不变，固足徵学者之得力。然必如颙说，则孔子之微服过宋，孟子之不立岩墙，皆为动心矣。且“厩焚”必问“伤人”，“乍见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恻隐之心”，舆夫溺死而原明安坐不动，此乃原明平时强制其心而流为谿刻之过。颙顾称之为不动，则於告子之不动心何异乎？是亦主持太过，而流於偏驳者矣。
△《辟雍讲义》一卷、《大学讲义》一卷、《中庸讲义》一卷（两江总督采进本）国朝杨名时撰。名时有《周易劄记》，已著录。《辟雍讲义》乃乾隆元年名时兼领国子监时所著。《大学、中庸讲义》则因其《札记》之说而畅之耳。△《杂说》（无卷数，江苏巡抚采进本）国朝焦袁熹撰。袁熹有《春秋阙如编》，已著录。是编乃以《礼记》中《大学、中庸注疏》及《论语、孟子注疏》，与朱子《章句集注》两两相勘，决择是非，而左袒朱子者为多。其中考证过疏，如谓《论语》孔注“诔祷”篇名，不知诔乃施於死后者，未详孔《注》所出。
今考《大祝》“作六辞以通上下、亲疏、远近，其六曰诔。”《注》引《论语》“诔曰：祷尔於上下神祗。”贾公彦《疏》：“生人有疾亦诔，列生时德行而为辞，与哀公诔孔子意同。”是死谥名诔、生祷亦名诔之显证。奈何於孔《注》疑之耶？△《考定石经大学经传解》一卷（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）
国朝邱嘉穗撰。嘉穗字实亭，上杭人。康熙壬午举人，官归善县知县。是编大旨谓《大学》“格致”一传，本未阙佚，不过错简，非惟朱子所补为误，即诸儒所定亦皆未安。因参取旧说，以“物有本末”一节、“子曰听讼”一节、“《诗》云：邦畿千里”一节、“知止而后有定”一节，终以“此谓知之至也”句，合为“格物致知”之传，而诠解以明之。其意以丰坊伪石经为真，而又未见坊之原本，但据锺惺《四书聚考》所载。又见朱彝尊、毛奇龄等素号博洽者，皆引据旧文，掊击甚力，遂依违瑟缩，不敢讼言。
然其割取“《诗》云：邦畿千里”十字，实用伪石经本也。
△《中庸本旨》二卷（江苏巡抚采进本）国朝朱谨撰。谨号雪鸿，昆山人。是编前有康熙己丑魏一川《序》，称其岁易一稿，逾三十年。今观其书首列《中庸图》十七，其分配五行者多涉牵合。其解“中”字，谓“中”即太极，即伏羲一画而纵之。其解“天”字，谓上一画为天，下一画为地，人居其中。一川《序》又为补解“庸”字，以为古文作■。■，古庚字，为阳金。■，古镛字，为乐器。而附於黄钟之末。亦皆附会。其注以天命为源，以无声无臭为归宿，多涉恍惚。
其《中庸续论》，又时时评论文法，如谓“三重”章、“大哉”章是两扇格局，不露排偶之类，并引而归之时文矣。
△《大学本文》一卷、《大学古本》一卷、《中庸本文》一卷（通行本）国朝王澍撰。澍有《禹贡谱》，已著录。是书取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本文及朱子《章句》原《序》，各为批点，大意欲因文法以阐书理。然圣经虽文字之祖，而不可以后人篇法、句法求之。世传苏洵评《孟子》、谢枋得评《檀弓》，皆出於明人刊本。其源流授受，莫得而明，大抵皆后人伪撰。澍因仍其例，实非先儒之旧法。又既用朱子改本，发挥文字之妙；又列《古本》一卷，其发挥妙处亦如之。
古本是则改本非，改本是则古本非。两相尊奉，不亦合之两伤乎？△《大学困学录》一卷、《中庸困学录》一卷（浙江巡抚采进本）
国朝王澍撰。自明以来，解《四书》者惟以寻绎语脉为时文敷衍之具。澍是二书独发挥学问之功，其识在坊刻讲章上。而意取详明，或失之冗，遂不免间有出入。如《大学补传》第五章辨陆、王致知之误，极为分明。而《传》第七章乃云“心中不可存一物”，则仍阑入金谿、姚江门径矣。吕坤《呻吟语》谓：“佛氏论心争有无，儒者论心争是非，如贞女思夫、忠臣思君，可谓之放心乎？”其说当矣。又何可以不存一物为正心也？亦间有宽廓语。
如《中庸》第二章谓君子“时中”只是敬其意，以敬为无忌惮之反，而不知此“时中”字彻上彻下、彻内彻外，当由格物穷理、明体达用而来，非一敬字所能尽。又如《中庸》第二十章谓《九经》句句有一篇《西铭》在内，其理固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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