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晋王宗翰之上书乞免，见《北盟会编》。渖王宗弼之遗令处分，见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。皆有关国政，而本传不书。海陵之失德既见於《本纪》，而诸嬖之猥亵，复详述於《后妃传》。王伦以奉使被留，未尝受职，而传列於《郦琼》、《李成》之后。《张邦昌传》既云《宋史》有传，事具《宗翰》等传，而复引《本纪》之文，列於《刘豫》之前。皆乖体例。至昌本之南走，施宜生之泄谋，宇文虚中之谤讪，传闻异辞，皆未能核定。亦由於只据实录，未暇旁考诸书。
然《宋史》载两国兵事，多采摭宋人所记，不免浮词。如采石之战，其时海陵士卒，闻大定改元，离心自溃。虞允文攘以为功，殊非事实。此书所载，独得其真。泰和以后诸臣传，尤能悉其情事。盖好问等得诸目睹，与传闻异词者殊也。卷三十三、卷七十六中有阙文，盖明代监版之脱误。今以内府所藏元版校补，仍为完帙云。
△《元史》二百十卷（内府刊本）
明宋濂等奉敕撰。
洪武二年，得元十三朝《实录》，命修《元史》，以濂及王祎为总裁。二月，开局天宁寺。八月，书成，而顺帝一朝史犹未备。乃命儒士欧阳佑等往北平采其遗事。明年二月，诏重开史局，阅六月，书成。为《纪》四十七卷，《志》五十三卷，《表》六卷，《列传》九十七卷。书始颁行，纷纷然已多窃议。迨后来递相考证，纰漏弥彰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摘其《赵孟頫》诸传，备书上世赠官，仍志铭之文，不知芟削。《河渠志》言耿参政，《祭祀志》言田司徒，引案牍之语，失於翦裁。
朱彝尊《曝书亭集》又谓其急於成书，故前后复出。因举其一人两传者，条其篇目，为仓猝失检之病。然《元史》之舛驳不在於蒇事之速，而在於始事之骤。以后世论之，元人载籍之存者，说部文集尚不下一二百种。以订史传，时见牴牾，不能不咎考订之未密。其在当日，则重开史局距元亡二三年耳。后世所谓古书，皆当日时人之书也。其时有未著者，有著而未成者，有成而未出者，势不能裒合众说，参定异同。考徐一夔《始丰稿》，有《重开史局时与王祎书》云：“近代论史者莫过於日历。
日历者，史之根柢也。至起居注之设，亦专以甲子起例。盖纪事之法无逾此也。元则不然，不置日历，不置起居注，独中书置时政科。遣一文学掾掌之，以事付史馆。及易一朝，则国史院据所付修《实录》而已，其於史事固甚疏略。幸而天历间虞集仿《六典》法，纂《经世大典》，一代典章，文物粗备。是以前局之史，既有十三朝《实录》，又有《经世大典》可以参稽，廑而成书。若顺帝二十六年之事，既无《实录》可据，又无参稽之书，惟凭采访以足成之。
窃恐事未必核，言未必驯，首尾未必贯穿也”云云。则是书之疏漏，未经属草以前，一夔已预知之，非尽濂等之过矣。惟是事迹虽难以遽详，其体例则不难自定，其讹脱则不难自校也。今观是书，三公宰相，分为两表；《礼乐》合为一志，又分《祭祀》、《舆服》为两志。《列传》则先及《释老》，次以《方技》，皆不合前史遗规。而删除《艺文》一志，收入《列传》之中，遂使无传之人，所著皆不可考，尤为乖迕。又《帝纪》则定宗以后、宪宗以前，阙载者三年，未必《实录》之中竟无一事，其为漏落显然。
至於《姚燧传》中述其论文之语，殆不可晓。证以《元文类》，则引其《送畅纯甫序》，而互易其问答之辞，殊为颠倒。此不得委诸无书可检矣。是则濂等之过，无以解於后人之议者耳。《解缙集》有《与吏部侍郎董伦书》，称《元史》舛误，承命改修云云。其事在太祖末年，岂非太祖亦觉其未善，故有是命欤？若夫《历志》载许衡、郭守敬之《历经》、李谦之《历议》，而并及《庚午元历》之未尝颁用者，以证其异同。《地理志》附载潘昂霄《河源考》。
而取朱思本所译梵字图书，分注於下。《河渠志》则北水兼及於卢沟河、御河，南水兼及於盐官海塘、龙山河道，并详其缮濬之宜，未尝不可为考古之证。读者参以诸书而节取其所长可也。
△《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》四十六卷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。考译语对音，自古已然。《公羊传》所称地物从中国，邑人名从主人是也。译语兼释其名义，亦自古已然。《左传》所称楚人谓乳穀，谓虎於菟。《穀梁传》所称吴谓善伊，谓稻缓。号从中国，名从主人是也。间有音同字异者。如天竺之为捐笃、身毒、印度，乌桓之为乌丸。正如中国文字，偶然假借，如欧阳汉碑作欧羊，包胥《战国策》作勃苏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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