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据班固《泗上亭长碑》知昭灵夫人姓温。裴松之注《三国志》，亦多引别传，其遗文佚事，往往补正史所不及。故讲史学者恒资考证焉。由唐及宋，撰述弥繁。虽其间韩愈载笔，不乏谀言；李蘩摛词，亦多诬说，而其议论之同异，迁转之次序，拜罢之岁月，则较史家为得真。故李焘作《续通鉴长编》，李心传作《系年要录》，往往采用，盖以此也。
顾石本不尽拓摹，文集又皆散见，互考为难。大珪乃搜合诸篇，共为三集。上集凡二十七卷，中集凡五十五卷，下集凡二十五卷。起自建隆、乾德，讫於建炎、绍兴。大约随得随编，不甚拘时代体制。要其梗概，则上集神道碑，中集志铭、行状，下集别传为多。多采诸家别集，而亦间及於实录、国史。一代钜公之始末，亦约略具是矣。中如丁谓、王钦若、吕惠卿、章惇、曾布之类，皆当时所谓奸邪，而并得预於名臣，其去取殊为未当。然朱子《名臣言行录》、赵汝愚《名臣奏议》亦滥及於丁谓、王安石、吕惠卿诸人。
盖时代既近，恩怨犹存。其所甄别，自不及后世之公。此亦事理之恒，贤者有所不免，固不能独为大珪责矣。
△《钱塘先贤传赞》一卷（浙江郑大节家藏本）宋袁韶撰。韶字彦纯，庆元人，淳熙十三年进士，授吴江丞。历参知政事，赠太师、越国公，事迹具《宋史》本传。韶尝知临安府，请於朝，建许由以下三十九人之祠，而各为之《传赞》，事在宝庆丙戌。至景定五年甲子而祠毁。至正二年，有吕渊者，复其祠，重鋟传赞。后二年丙戌，浙江等处儒学提举班惟志叙而行之。是编犹元时旧刻。所纪录者虽止及一乡之耆旧，其中郎简、谢绛等十馀人，又俱见於正史。
然是书为宋人所撰，又在元人修史之前，於事实多所综核。
如《东都事略谢绛传》，称阳夏人，是书称富阳人。考《宋史》本传，谓其先阳夏人，祖懿文，为杭州盐官令，葬富阳，遂为富阳人，则是书较为得实。又《东都事略》绛本传，不载绛判吏部流内铨及太常礼院，亦不载覈吏部官职田及使契丹事，此书详之。又是书《钱彦远传赞》，载杨怀敏妄言契丹宗真死，乃除入内副都知，内侍黎用信以罪窜海岛，赦归，遽得环卫官，许怀德高年未谢事，彦远上疏极论之。又言杨景宗、郭永祐小人，宜废不用，而《东都事略》彦远本传不载。
又《钱藻传赞》，载藻改翰林侍读学士，知审官东院卒，神宗知其贫，特赙钱五十万，赠太中大夫，而《东都事略》藻本传不载。又《钱勰传赞》，载王安石许用以御史，勰辞谢，安石知不附己，命权盐铁判官。又载奉使高丽，却岛王金银器事，而《东都事略》勰本传不载。《沈遘传赞》，载知开封府后迁右谏议大夫，丁母忧，上赐黄金百两，居丧，日一食，既葬，庐墓侧以卒，而《东都事略》遘本传不载。凡此多得之故老流传，颇为详赡。修正史者因采以入传，故与《宋史》颇相吻合，《传赞》亦古雅可诵，固非后来地志家夸饰附会之比也。
△《庆元党禁》一卷（永乐大典本）不著撰人名氏。《宋史艺文志》亦不著录。惟见《永乐大典》中，题曰沧州樵叟撰。盖与《绍兴正论》均出一人之手。《序》称淳祐乙巳，则作於宋理宗十八年也。考党禁起於宁宗庆元二年八月，弛於嘉泰二年二月。是书之作，盖距弛禁时又四十四年矣。宋代忠邪杂进，党祸相仍，国论喧呶，已一见於元祐之籍。
迨南渡后和议已成，外忧暂弭。君臣上下，熙熙然燕雀处堂。诸儒不鉴前车。又寻覆辙。求名既急，持论弥高。声气交通，贤奸混糅，浮薄诡激之徒，相率攀援，酿成门户。遂使小人乘其瑕隙，又兴党狱以中之。兰艾同焚，国势驯至於不振。《春秋》责备贤者，不能以败亡之罪独诿诸韩侂胄也。且光、宁授受之际，赵汝愚等谋及宵人，复处之不得其道，致激成祸变，於谋国尤疏。恭读御题诗章，於揖盗开门，再三致意。垂训深切，实为千古定评。讲学之家不能复以浮词他说解矣。
书中所录伪党共五十九人，如杨万里尝以党禁罢官，而顾未入籍。其去取之故，亦颇难解。盖万里之荐朱子，实出至公，与依草附木，攀援门户者迥异。故讲学之家，终不引之为气类。观所作《诚斋易传》，陈栎、胡一桂皆曲相排抑，不使入道学之派。知此书之削除万里，意亦如斯，未可遽执为定论也。至如薛叔似晚岁改节，依附权奸。皇甫斌猥琐梯荣，偾军辱国。侂胄既败之后，又复列名韩党，与张岩、许及之诸人并遭贬谪。阴阳反覆，不可端倪，而其姓名亦并见此书中。
岂非趋附者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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