疏”，《大典》本误“扶”为“不”。“子弟无一户之名”，误为“封户之人”。“神器”误为“大器”。“设令悬教”，误“令”为“分”。“宜其不远”谓与尧不远也，误“不”为“宏”。“察之以明，抚之以德”，脱四字，作“察之以德”。《审官篇》“有劣智者不可赖以大功”，误作“有小力者不可赖以成职”，其下脱“君择臣而授官，臣量己而受职”二句。《纳谏篇》“折槛坏疏”，误“坏”为“怀”，注者遂不知“坏疏”是用《说苑》“师经投瑟撞疏”事。《去谗篇》“宣王终身而不知”，误“宣王”为“宣一”。《诫盈篇》“民财匮”，误作“人才遗”。《务农篇》“衣食乏则忘廉耻”，误“乏”为“足”，误“忘”为“志”。“欲澄其流”，误“证”为“止”。《阅武篇》“忘战则民殆”，误“忘”为“亟”。“三年治兵，辨等列也”，以正文混入注中。《崇文篇》“此崇文之术也”，脱“崇”、“之”二字。“不能逸，居其易”，误“逸”为“力”。是皆显然谬讹。（其他讹文、夺字，尤不胜举，别详《札记》。）而《大典》本注者不能订正，遂望文生义，不顾其安。然则此本非特元、明以来不见，亦《大典》本作注者所不见也。又此书每二篇一总结，《大典》本注者皆以本篇文曲解之，尤为卤莽。《去谗篇》“昏明之本”，《大典》本竟改为“国之本”。《纳谏篇》“却坐”二字，是用袁盎却慎夫人同坐事，《大典》本竟不知其所出。《去谗篇》“昭公去国而方悟”，是用宋昭公事，《大典》本注误引鲁昭公失国事，又见“方悟”与情事不合，遂改“方”为“不”，而不知上文“臣朝有千臣”，尤无著也。凡此皆《大典》注本之陋，不及此本之精博远甚。唯此本合《臣轨》刻于宽文八年，其中脱误甚多。余校以古钞数本，又以所引原书照之，始可读。然《建亲篇》引《洛书》一条，各本皆误字错出，竟不可校。又此本“六王怀叛逆之志”，注云韩、魏、燕、赵、齐、楚等王，亦与本书意不合，当以《大典》本补正之。若能重刻行世，亦快事也。
上卷题云：“康平三年五月五日点之，礼部郎中江匡房”。
下卷题云：康平三年五月六日点之，治部少■〈羊水灬，上中下〉江匡房。
宽治八年七月十六日于杨梅亭点了，尤可秘藏而已。 藤永实
长宽二年正月廿八日奉授主上巳讫。 式部大辅藤永范
■〈羊上水下〉安元年七月廿四日御读毕，此书奉授一代圣主，■〈巳上十下〉家之重宝也。从三位行宫内卿兼式部大辅藤永范建久三年六月十五日御读毕。此书继家踪已及圣主三代，诚是家之秘本也。
正四位下行式部大辅藤朝臣光范■〈羊上水下〉元二年四月廿三日书写毕。
以二品户部（永范）本移点毕，管原淳高元仁二年三月廿五日侍御读毕。
翰林学士管淳高。
○《臣轨》二卷（宽文八年刊本）
《臣轨》二卷，新、旧《唐志》、《崇文总目》并同。此卷末题“垂拱元年撰”。按《唐会要》云：“长寿二年三月，则天自制《臣轨》两卷，令贡举人习业，停《老子》。”与垂拱元年撰不合。阮文达《四库未收书目》遂疑此五字为日本妄增。余按日本枫山官库藏本，及向山黄村所藏天正年间钞本，皆有“垂拱元年撰”五字，笔迹亦相同，绝非此邦人所臆增。窃意此书撰于垂拱，而令贡举人习业则在长寿。《会要》第举其制令之年耳。又枫山本及向山黄村本均有“郑州阳武县臣王德纂注”，而枫山本并记臣德纂述曰：“其《臣轨》所引正经及子、史者，其正经之义则皆取先儒旧注，不敢更生异见。《老子》之义，则唯取河上公焉。馀皆出自愚心，亦不师祖往说矣。”余按注中所引《论语》郑注本条，《孝经》郑注二条，皆他书所未引者，足见其非宋以下人。官库本又引江本云：“《臣轨》既是御撰，妙极稽古，垂范千古，作镜百僚。既为臣之令模，乃事君之要道。宜诵登于口，诚藏于心。束发盍簪，庶多宏益。长安四年三■〈辶主〉四日江都县孙祥记。”今按，此本及活字板并无“王德”、“孙祥”二记，盖钞者脱之。活字本为林天瀑所校，注脚虚字殊少，当是天瀑所删。此本注脚虚字为多，虽讹误之处此本为甚，而根源则较古矣。此与《帝范》体式皆原于唐人卷子钞本，绝非从刊本翻雕者。
《帝范》二卷、《臣轨》二卷也者，共成于唐帝。唐帝受隋氏弊，聪明神武，庶几成康，功德兼备，自汉以来，未之有。自吁咨都嗟之后，而元首股肱，互为洽道，故所以《帝范》、《臣轨》之有作者也。本朝博士读之，尤尊之至。若鎌仓将军家皆读之，有助治道久，何啻中华而已哉！洛人林白水新镂之梓，以欲行于世，良有故哉。白水需书其后，于是题之。宽文八年秋八月日，柳谷散人埜子苞父书。
○《唐六典》三十卷（古钞本）
案此书今著录家不见有宋、元本，仅传明正德乙亥苏州所刻，首有王鏊序，末有宋绍兴四年张希亮、詹或校刊题跋，篇中墨丁空缺触目皆是，几不可读，而流传亦少。日本享保甲辰当雍正二年，其摄政大臣家熙为之考订。凡原书空缺者拟补于其下。亦有原书本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