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遵俗制宜。至惩恶劝善，理之大同。制暴殛凶，断无置而不问之理，前条所云，一经知照，自应查办，可见中国并非置而下问也。贵大臣谓非敢妨害中国自主之权，诚如贵大臣所言。至修好条规第三条所载，政事应听己国自主，彼此不得代谋干预各等语，本王大臣断不敢不永远遵守也。
第二条
来询前次答复第二条内查中国与各国通商、遇有商民受亏云云；所问土番行凶、当行查究各等语。夫行凶必究，毫无疑义，然办事必有案可凭。中国之于各国交涉事件，亦必有各国大臣、领事照会信函可凭，非至今日与贵大臣论事，始为此说也。即如利八等遭风一案，贵国领事官致上海道信函，但云番地假馆授餐，并无一字言及被亏，即利八等笔供，亦称并无受害。领事官引贵国外务省文书称谢，亦未提及受害。地方官即无可办理。夫犯而后罪，不如先事教化，告而后办，不如未告先究，立论不为不高。然各国皆有刑律，岂设此律，遂无犯此律者乎？至于办案之法，有告发然后能办，此办事之所凭也。无凭何办？本王大臣并非责贵国不详晰照会，正因照会未来，无凭查办，岂得谓为置搁？贵大臣谓设法妥筹，以善将来，未便据信等语。贵大臣既未信本王大臣所言，则将来如何商办事务？此岂推诚相与之道乎？至面晤时所言，亦有不设官设兵处，系指生番各社，如内地之各乡村，不能一乡一村各设一官也。前送去第二条，所言分辖各厅州县，系指生番，如内地之各乡、各村，虽非各设一官，而无不辖于官也。前后并无不符。台湾生番，系中国地方，所谓教化番俗，以便于东西各国航海一节，本王大臣自当设法筹办，以尽中国自主之权，不待贵大臣谆属也。
大久保照会
为照会事。明治七年九月二十二日，接准贵王大臣答复函文，俱已阅悉。查台番一事，前经柳原大臣与贵王大臣屡次公文往来，及面商一切。今本大臣又奉旨谕来议，无非以释贵国嫌疑，以保两国和好。兹所辩论，两相抵牾而不合者，由台番属否之实未判也。要判其实，不得不征该地有无政教。本大臣以两次询质者，职此之由。讵料来文所答，与本大臣请问之意不适，至如几等问官讯供，傥再如此，本衙门不敢领教等语。本大臣大惑焉。夫不直则道不见，两相论质，固应不嫌其直，不然则莫以释其疑，疑之不释，而囫囵了事，岂足以保和好耶？故本大臣不惮烦渎，再摅前问之意，以释贵王大臣之疑。
夫欧洲诸名公师所论公法，皆云政化不逮之地，不得以为所属，是为理之公者。贵王大臣每援以为证者，系台湾府志一书。府志所引诸书，往往叙台番狉獉、狼心嗜杀之状甚悉，而今既征之于实地，又见朝之相剽、夕之相杀，而无捕之之吏，无惩之之官，是谓有政令教化乎？贵王大臣既不欲笔秃唇焦，本大臣亦不愿联牍累简。今止要请教一言曰：不论化之内外，政之有无，未绳以法律之民，未设立郡县之地，而称该地在版图内，抑亦有说也欤？此是两国议事吃紧公案，此案未了，所谓悉心同商办法者，将从何处说起，其将何以善将来乎？是本大臣所以不得已于再三也。附呈公法汇钞一册，以便照阅，幸垂熟思。
抑中国既指台番自称以为属在版图，而疑我国有犯其权，以致节外生枝。所引修好条规，统系两国交际条款。今台番既在中国之外，则绝不与之相涉。况代谋干预一事，本大臣不惟不敢，亦非所愿。本大臣所询及者，祇在中国政教之实，果否施及台番，非问贵国内地之政。焉得为害贵国自主之权哉？贵王大臣博究中外，所举公法，谅必熟悉，一思到此，则必不拒本大臣政教实据之问，又必不以政教实据之问与代谋干预议政之异同者混看焉。则所积之疑，亦将涣然以释矣。
夫议事者要尚直截见理，毋庸烦文，统祈直捷惠覆，以便本大臣思量办法。其来文内答复，尚须再议之处，另开一册送阅。为此照会，希即查照可也。
大久保附送节略
前本大臣请问两条，所来答复甚辩，无如论与问意不适。本大臣已备文声明，今又就所答复逐节置辩如左，要见大意，不事文饰。
第一条内
中国既有查办之权、是未尝以私害公、以律徇俗也一节，本大臣始未问中国有无查办之权，而问台番有无政治之实。盖台番以剽为俗，此岂可徇之俗？苟徇其俗，则是无律也。无律、无政治，谓之非属地之征，亦无不可。
社饷之供有原征实银一节，答复颇悉，然于往来贸易私垄断者，冒名馈献，或不出土民一问，竟欠细答，不免嗛然，大有令人疑其掩饰者。贵王大臣辩论台事，往往援府志为证。查续修府志，载贌社之税，在红夷即有之。其法每年五月初二日，止计诸官集于公所，愿贌众商亦至其地，将各社港饷银之数，高呼于上，商人愿认则报名承应，随即取商人姓名及所认饷额书之于册，就商征收，分为四季。商人已认之后，率其伙伴至社贸易，凡番之所有与番之所需，皆出于商民之手。台湾南北番社以捕鹿为业，贌社之商以货物与番民贸易，肉则作脯发卖，皮则交官折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