尊君而爱民；重名节而爱出处，合于古而背于时（一有好字）。若此者，真公之学者也。呜呼，师友道丧，人各自长（一作是）。公力扶圣绪，本末闳阔，而弄笔墨小技者以为迂；癯于山泽，与世无竞，而汩没朝市者以为矫；自童至耄，动以礼法，而汩弛捐绳墨者姗笑以为诞。世尝以是病孔孟矣，公何恨焉！初，太常议以‘文忠’谥公，按公在朝之日无几（无几一作浅），正主庇民之学郁而不施，而著书立言之功大畅于后，合‘文’与‘忠’谥公，似矣而非也。有功于斯文而谓之文，简矣而未（一无未字）实也。本朝欧苏不得谥‘文’，而得之者乃杨大年、王介甫。介甫经学不得为醇（不得为醇一作非醇也），其事业亦有可恨。大年政复文士尔。文乎，文乎，岂是之谓乎？世多评韩愈为文人（一无人字，有而字），非也。《原道》曰：‘轲之死不得其传’，斯言也，程子取之。公晚为《韩文考异》一书，岂其心亦有合与？请以韩子之谥谥公。谨议。”上从覆议，谥公曰“文”（原注：嘉定元年戊辰冬十月，诏赐谥与遗表恩泽，特谥曰“文”。按公《年谱》嘉定元年诏赐谥，其定谥曰“文”，则在二年也）。
○庆元二年戒饬场屋付叶翥已下御笔“朕既举（一作‘群’）天下秀彦试于春官，期得气识（一作‘宇’）伟厚、议论平正之士，副异时公卿大夫之选。属婴哀疾，不能亲策于庭。惟赖卿辈协意悉心，精加衡鉴，网罗实才，毋使浮夸轻躁者冒吾名器，则惟汝嘉，故兹诏示，想宜知悉。”盖为谅暗不能亲策，事体至重，故加戒饬。自此袭以为例，虽当亲策，亦加戒饬云。
○科举为党议发策 按此行原本在“庆元二年戒饬场屋”标题之前，低本文一格，疑误。
今易置于此自制科明数之问既罢（原注：制科有明数，有暗数。李心传载亦未详），绍兴尝复而未盛，上之发策，下之对策，皆出于虚文。故士之知书日益少，而宏词遂得以擅该洽之誉，甚至明经者不习故典，词赋者不谙传注，有司既奉上旨，遂发为问目云。孔子作《六经》而王道备，汉儒传《六经》而师说兴。自武帝劝学，置博士弟子员，而传业者浸盛，一经说至数万言，众至千余人。班固赞《儒林传》谓：“网罗遗失，兼而存之，是在其中。”以经说之多，若取是而去其缪妄，经意自明，何必并存之乎？汉兴，言《易》者本田何，言《书》者始伏生。考之《艺文志》□列施、孟、梁丘、欧阳、大小夏侯《章句》之篇数，而田何、伏生不著其名氏，岂以何无《易传》，而伏生口以传授，承学者已广，故不必著见于志耶？孟喜主赵宾之说，释箕子谓“万物方ぼ兹”，何以为明《易》？有守小夏侯说，文增师法，其言最多，说曰若稽古至三万言，其果有益于经乎？《诗》有鲁、齐、韩三家，独申公以训故为教，不著解说，辕固、韩婴皆为之传，咸非其本义。史氏谓鲁最为近之。说《诗》盖不在多言矣，善为《颂》者不通经，不害为礼官；能记其铿锵鼓舞，而不能言其义，亦典乐。迨夫曹褒之在东都制定礼乐次序，其事为百五十篇。肃宗乃以众论不一，议《礼》之家，名为聚讼，遂寝不行。郑康成注《仪礼》等记，书有驳有难，通人颇讽（一作“讥”）其繁。是岂通其经、言其义者适所以为病？武帝尊《公羊》，宣帝兴《谷梁》，一时诸儒并论，或从《公羊》，或从《谷梁》。《左氏》最后出。刘歆遗书太常，欲以求助，乃反得讪。然则《公》、《谷》之立，《左氏》之难兴，岂时君各有好尚，或诸儒之论党同伐异，遂有去取之殊云云。发策词赋之士如此，然犹可以臆对，盖赋题出天子，大采朝日已为不恕，盖无复类书之可寻，故策问微恕，意欲使词赋者稍知传注之学，及首篇问目云。博物洽闻，儒者所尚已。防风专车之巨骨，肃谨氏苦矢之方，非圣人孰能辨之？对神雀五采之来集，有以在岐周为证者；问建章千门之制度，有以能画地成图应答如流者。然则博物君子，何世无其人乎？故西都著作之庭，必聚闻见殚洽之彦。唐正元取士之目，兼设博通《坟》、《典》之科，此有国者所赖以崇饰文治，其在是欤云云。今日韦布之士以科目应诏者，类多溺于虚诞之习，初无根柢之学，试历考前代所谓博洽之儒有见于世者，与诸君共评之。汉高以马上得天下，一时共成帝业者，皆武力功臣，而能安刘氏，乃在于重厚少文之人。是岂在上者未知崇儒，而博洽之士未之闻乎？及武帝之世，详延文学，儒者以百数，班氏所称博物洽闻、通达古今，不过数人而已。是时制度多阙，诸儒议封禅之事，及得精于诵读者，其制始定，而固独以儒雅称之。岂雅为博洽之异名乎？东都之儒，有著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仪礼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及《毛诗》诸驳，见称洽熟，有撰欧阳、大小夏侯《尚书》古文同异，齐鲁韩《诗》与《毛氏》异同，并《周官解故》行于世者，范晔不敢列于《儒林》。岂其博通经学，非以一艺自著，与专门名家不同而然与？唐贞观开文学馆，召名儒十八人与论天下事。开元相望史学尤盛，有以功业显显著见者，末易枚举。其间能辨古铜器知为阮咸初作，请《左氏春秋》之疑，能言三家七穆之不差，亦可谓博古矣。然考其人，或以类礼而作五难，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