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同平叛志（明）尹耕 撰
大同为京师藩蔽，其北无亭障，又长城岁久浸坏，虏入即至城下。巡抚都御史张文锦议曰：“虏直抵城，烽堠失也。失烽堠以鲜屯戍，墩卒惧攻围，匿警也。夫镇城下即战场，何以示武？虏倏忽往来，何以耕牧？且宣、大咸镇也，虏犯宣不数日，不屡战不能至城下，以葛峪、白阳诸堡为之外蔽也，大同何以独否？”于是城红寺、胪圈、窑山墩、水尽头、沙河堡，是嘉靖三年五月也。
初，文锦至大同，愤正德末戒令弛废，用法深严。七月，城五堡将成，遂议屯戍事，曰：“发军需二千余，即于横兵内摘拨。”或劝文锦招募，不听。指挥贾鉴者，故西路参将，以言事得幸文锦，立赞之。会总兵官、镇守太监咸以为言，文锦怏曰：“是令不行也。夫令行自近始，三标下者非镇抚亲兵部曲乎？先以是往，军中服矣。”三标下皆素游惰，有良室家宅业者，闻当发，大恐。于是伍豪郭鉴、柳忠、陈浩、胡雄、郭疤子等百余辈聚谋曰：“五堡虏穴也，非人所居，我辈宁死不往。”时文锦荐贾鉴为参将督工，而即以所当发兵护役。鉴为人多欲，行视美好水泽土田可禾稻碓磑者私之，役护役军垦田、穿磑渠，且督工急。郭鉴等号于军曰：“都府城成即置我辈于死地，首画是策者贾鉴也，而又多自私重役困我，即杀之，役可已。”因大呼曰：“同噪噪而面不拥，声不疾者杀之。”夜二鼓，拥至帐，杀贾鉴。遂叛出塞，营于焦山。使人请曰：“必宥擅杀之罪，不然即北去胡。”文锦闻变，不知所措，令都指挥徐辅、大同县知县王文昌出塞抚之。两往，诸叛乃还，为约曰：“不可解散，闻炮声则聚而坚壁。”由是率数十百人聚行衢市中，时横劫，不可制。既而文锦下令迹首谋杀贾鉴者，郭鉴等即夜举炮聚众，攻都院，火其门，杀文锦，劫府狱兵仗库，出罪人，夺诸城门自守之，且间使走胡求附，而出故帅朱振于狱，主军事。朱振者山阴指挥也，先任宣府、大同总兵官，素机诈，敢大言，失职，怕怨望，时以赃罪系府狱。诸叛既杀文锦，劫狱出之，推为主。振因言不得已为众所迫，乃以三事约束诸叛，令不得犯亲王宗室、损仓库军资及劫掠闾里，且为诸叛乞贷死。白后纷梗多其画云。
八月，变闻，上命桂勇为总兵官，蔡天祐为巡抚都御史。时诸叛屯结不解，人情益恟恟惧。天祐闻命就道，或沮之曰：“城中不可测也。”天祐曰：“蔡人尚吾人，况云中乎？”疾驰至镇。勇亦入城，与天祐共议抚处事，密捕首恶二十余人，诛之。既而参将李贤兵征回夷过镇，止宿郊外，诸叛复噪曰：“屠城兵至矣。”聚众杀知县王文昌。于是，天祐密疏曰：“事已至此，法不可不讨，威不可不行。幸代藩业已出城，无以臣为虑也。”勇曰：“古人不以贼遗君父，吾辈已任事，而坐视贼子戕命吏乎？”乃伪召郭鉴等与计事，赐之食，令家丁桂全胜等即食所斩之。又伪为有所遗失，遣执旗官索于民舍，各即其家图之，凡斩三十余人，函首以献。其余党喧曰：“镇府卖我也。始言见原，而今尽杀之邪！”噪而攻勇。勇登门拒之，从旦至暮，矢尽被执。时天祐在病，闻变，舆至，斥诸余党曰：“尔辈戕都堂，宁有不究之理？得首恶以献，则余者免矣。桂实活汝，汝仇之邪？”乃噪而解。勇因留宿故总兵叶氏宅。诸余党数窥门，且曰：“叶氏为我拘桂公，不可使脱去也。”会有诏召勇还，勇间行赴京师。
初，天祐请兵，朝令户部侍郎胡瓒、都督鲁纲督蓟辽京营兵进讨。至是，诸叛复执勇，瓒、纲以兵进驻阳和，仍推振为主。瓒、纲自军中上书求解，诏以振为总兵官，旧犯一无所问。至四年二月，叛兵伏诛。初，桂勇诛诸叛未竟，瓒、纲即班师，故余恶及执勇者皆漏不诛。都御史天祐乃付耳目于诚朴者，间以他事毙之。至是，逋逃郭雄辈见事宁，稍稍来归。天祐知之，督亲信捕斩，得四十余人，随下令曰：“杀巡抚之首恶未尽，执总兵之再犯未究，虽尔辈可遂以为安乎？今兹尽矣，究矣，其安生理，此后以变中事来告言者罪。”于是大定。
十一年九月，李谨为总兵官。十二年四月，都御史刘源清来督军务。十月，镇兵杀总兵李瑾以叛。大同北迫胡，虏时至。旧将令宽慢，诸军追虏有不至者、失期者，咸置不问。墩卒惧虏攻围，或歇役，烽燧屡失，甚有受虏遗为缓其烽者，比兵出则无及矣。又朱振之罢也，寓镇城，代将有大区画必与之谋。振以示惠于诸军，结其雄长，伍中诸有心计及异能若织组技艺者，班下怕役于其家，时时巷议新政。瑾至军，申令戒严，有警鼓于军，曰期某刻至，某鼓竟，径以亲近往。虏退，索诸失期后至者，刑之塞下乃归。烽燧失传，虽微必治，置革鞭鞭之，曰“异于梃伤骨也”，又不咨询朱振。于是，伍中及墩卒时出怨言，振因以微言动之。诸来役者泣诉法太严，则曰：“李瑾生长右卫小城，无长人度。彼习知伊小城中军伍易制也，岂知镇城多杰者邪？”又曰：“往年张文锦之变，军人岂独于总兵官不敢发邪？”于是，旧杀文锦脱漏未诛如王福胜辈咸愤曰：“必杀之。”及是，有二边之役。诸军以给犒暂还。既给犒，瑾令曰：“来日黎明至工所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