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规在城上与贼语，问何因到此，贼言：“京城已为金破。”规独念：都城之大，壕堑深阔，城壁高厚，实龙渊虎垒，况禁旅卫士百万，虽金人乘我厄运，一时强盛，亦何能破？殆不足信。二月四日，贼遁，遣人诣都城奏功还，乃知京城果为敌陷，徒深痛切，但不知城破之所以然尔！又恨当时不得身在围城中，陪守御之士，以效绵薄。绍兴己酉春三月，朝廷既复河南，规自祠宫被命知顺昌府，夏五月到官。行及期年，暇日会同僚，语及靖康之难。汝阴令云：“尝收东斋杂录一编，中有《靖康朝野佥言》，具载金人攻城始末。”规得之熟读，痛心疾首，不觉涕零。嗟乎！治乱强弱，虽曰在天有数，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也。扬雄所谓“天非人不因，人非天不成”。靖康京城之难，若非人事之失，则天亦不得而为灾。规不揆至愚，窃观金人攻陷京城，朝廷大臣与将吏官帅应敌捍御之失，虽既往不咎，然前车之覆，后车之戒，事有补于将来，不可不备论也。朝廷欲再援太原，大臣以为中国势弱，敌势方强，用兵无益，宜割三镇以赂之。殊不知势之强弱在人为，我之计胜彼则强，不胜彼则弱。若不用兵，何术以壮中国之势，遏敌人之强？用之则，有强有弱，不用则终止于弱而已。强者复弱，弱者复强，强弱之势，自古无定，惟在用兵之人何如耳。
河东宣抚使统兵十七万以援太原，又招河东义勇、禁兵五万，共兵二十二万，皆败绩，致太原陷于敌。非兵不多，盖用兵之失也。其所以失者，兵二十二万直行而前，先锋遇敌者有几？一不胜而却，与其后大兵皆却，宜乎不能援也！有识者观之，不待已败，而后知其不能援也。殊不知攻城者，分攻城兵、备战兵、运粮兵、扼援兵，若兵不多，则攻必不久而速退，又不待其援也。假使当时往援者将良得计，虽无兵二十二万，只十万亦可以必援。又无十万，只五万亦可以优为之援也。又不五万，至其下亦有可援之理。且以五万为率，若止分为五十将，留十将护卫大将，兼备策应内外，三两将诣扼援兵前，广张兵势，牵制扼援之兵。以二十将分地深入敌境，绵亘可布三五十里，不知敌人用兵多少，便能尽害。以二十将周围行偏僻小路，寻求乡导，多遣远探，向前设伏，伺望敌人打粮出兵，多则退之，少即擒之。但绝其粮道，不必深入，直抵城下，其贼自退。又且兵既分遣，则人力并用。假令数将失利，其大兵必不至于一齐败衄，溃散为盗。京城之难，其源在于援太原之失利也！
尼玛哈攻太原之寿阳，寿阳城小而百姓死守。凡三攻，残敌之众万人，而竟不拔。此必守城人中有善为守御之策者。《佥言》以为城小而百姓死守者，非也。攻城者有生有死，善守者有生无死。寿阳之人，可谓善守，而不得谓之死守。又或云城小而坚者，亦非也。若城太小，矢石交通，善守者亦难以设险施策。规以为城愈大而守愈易，分段数作限隔则易守。若已先策定险备，设使贼欲登城，纵令登城，已登即死；贼欲入城，引之入城，已入即死。今夫百里之城，内有数步之地，贼人登之，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伏其城拔。乞命于贼者，非攻之善，乃守之不善也！
九月，安炮于封丘门外。大炮数百座，皆在门外，贼至不收，遂为金人所得，咸谓金人得攻城之具。规以为破亦不在此。有善守者，假使更资炮数百座，亦必无害，在于御炮之术善不善也。统制官辛康宗以贼去城远，止兵不得发箭。止之甚善。百姓鼓众击杀，此亦见其自乱，素治之术失也！
敌先采湿木编洞屋，以生牛皮盖其上戴之，令人运土木填壕，欲进攻城。守城人若得计，则城内先施大炮碎之。亦可用单梢炮，取远至二百五十步外者，制其首领用众之人。盖益州郡旧有朝廷所降守御册定格：单梢炮上等远至二百七十步，中等二百六十步，下等二百五十步。不知京城当时仓卒之际，此格用与不用？若人稍不究心，则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；若能究心，则二百七十步过之甚易。又以小炮御近众，其小炮每十人已上，不过十五人施放一座，亦可以致数十步。勿谓小炮不能害物，中人四肢，则四肢必折；中腰以上，则人必死。中马亦然。又况大炮每放一炮，小炮可放数炮。不必用石，以重三四斤泥圆为之。泥圆之利亦博，不独放时易得无穷，放去中人，人必死伤；不中，则泥圆为炮击破，不致反资敌用。若要摧毁攻械，则须用大炮及石。金人攻城用大炮，盖欲摧坏城楼。守城者欲摧毁敌人攻械，大炮与小炮齐用。纵敌在城外伐大木为对楼、云梯、火车等攻城，可以破尽。金人广列垒石炮座，寻碑石、磨盘石、羊虎为炮，欲攻之。所列炮座百余，飞石如雨，击守城之卒，死伤日不下一二十人。此非攻城之能，盖守御官一时失计耳。苟守御官得计，止令卒近女头墙坐立，城外炮来，高则于女头墙上过，低则打中女头墙，击破在外，无缘中人一卒，亦不至于死伤日不下一二十人者。惟女头墙稍加高厚，则愈加安堵。又须先用稍大木，造高一丈、长一丈、阔一丈上下、外直里斜、外密里稀洞子。外密处，以大麻绳横编，如荆竹笆相似，以备炮石众多，攻坏女头墙，即于两边连珠进洞子向前，以代女头。若此，则炮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