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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公之洞负中外重望久矣，今曰之死，国民之觖望，==之失援，庸讵初料所及耶？监国为大势所迫，将起用袁世凯，使张之洞而在，亦必力主此议。当一九零七年七月，孝钦显皇后实行新政，首调张大臣入京，同时袁世凯亦由直督之任，征调人京。外间虽有袁张交恶之谣传，然两大臣行事，虽偶有微异，而其宗旨则如出一辙也。近者新主即位，张大臣迭经选调，舍总理路政各务外，稍见失意。至其对于粤汉债款一事，以张大臣一生正直之人，而忽前后矛盾若是，似可毋庸深底。顾就张大臣督办铁路以来，观其所行各事，张大臣固极知中国路政亟应发达，第因国人不肯出资助之，遂不能竟其硕画耳。
张大臣之行事，忽若深谋远虑，无不洞烛，忽若浅识短见，靡有定向；忽若聪敏，忽若愚蠢；忽若维新，忽若守旧；忽若友好邻国，忽若抗拒外人，论者且疑其持极大之排外主义。然于极易达此主义之时，而竟不出此，则此言亦殊难信。试观中曰之战，上海之中立，能安然无动者，固伊谁之功也？汉口海关十年总报告册曾谓：一千九百年，北方拳匪之祸，至今印人人心。寓海外人，时为惴惴然，皆颂感谢鄂督张之洞出其毅力禁遏排外之举，以保护外人之生命财产云云。然则张之洞亦何尝排外哉？张公之洞一生最盛之勋望，系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零三年出督湖广之际。此数年中所成之巨业，如汉阳铁厂为京
张文襄公事略
汉铁路制造铁轨，湖北纱织局之挽回利权，以及振兴该省各项商务，皆无可以訾议之处。而设立造币局一举，尤未可轻忽视之。惟论理财问题，则张大臣未见出色，彼仅知纸币可以济财政之窘迫，而不顾道理之合否。观其与德国公司所结之合同，足见张大臣于钱价之贱，为中国最易中毒一层，固识力之未逮也。
张公之洞之政才，已纵论如前。尚有一最大之美德，今曰政界之各员所不能望其项背者，则廉洁是也。彼曾历居要任，不患不能积财，然乃一介不取，恐身后仍不免济贫而已。闻彼在武昌时，曾因需款孔亟，出其珍品付诸质库。且张大臣学问，颇占声誉，著作甚富，今曰选为今上将来之师傅。要之张之洞实为一机敏难测之人物，为中国旧世界之政才。其思想随时变动，今当朝政紊乱之时，正可展其长才，而忽出世以去。吾人对此，惟有一言可以抒钦佩之忱曰：“公何不迟生五十年耶？”
张文襄公事略
●第十二节张文襄之政绩
戊戌之初，朝廷改革已见萌蘖。其时康有为复设保国会于京师，未几即被御史劾散。今学部侍郎严修方，为贵州学政，奏请开经济特科，以求得人应变，朝议从之。公遂保举知名之士三十余人，康之弟子梁启超与焉。其后康复疏言国危，工部堂官不为达。给事中高燮曾乃上章荐之。故相翁同龢，复面保康才可大用。徐致靖复力保之。斯时德宗皇帝已下诏变法，而先期降旨召公人都，以公为孝钦皇后手擢之人，且为言新者领袖，既可弹压群伦，且能调和两宫故也。公闻召行抵上海，翁同龢诸公谓不可恃。值湖北有小教案出，遂有廷命，命公还任。
公既窥见朝端水火，新旧之隙侵深，遂变节而有阿附容身之举。
盖以是年四月二十三曰，方有变法之诏，而二十七曰即有朱逾，令翁同龢开缺回籍。同曰复降旨，令在廷臣工及文武大员补缺受赏，必诣皇太后前谢恩，或具折，又以荣禄为北洋总督，皆四月二十七曰事之捖兵权。公盖逆知变法无成，而大祸将作，故遂不得不急求自保矣。及政变后旧党之焰，如鼎镬之逼人，李端棻、徐致靖父子、陈宝箴父子及他言新之士数十人，或杀或逐，天昏地暗。或谓公因自保，故实与其事。盖当时湖南有新公羊学说出，大肆衍播，以为改制度，而公则为《劝学篇》以遏之。又有湘人王廉之徒，立论排牴公羊，仇新政，议者谓出公意旨。由是党人益仇公，几欲将其向曰声名，堕之于涂炭，
张文襄公事略
舆论亦稍稍抨击，公之闻望乃有一落千丈之势矣。
相推相激，遂有己亥立嗣之变。方是时，惟刘忠诚上章切谏，公则援吴可读以自解，不敢稍立异同。庚子北方大乱，拳祸滔天，浸至五忠被杀，袁、许皆公门弟子，有声于政界者。
闻公此时，惟曰啜泣，曾遗恺军北上勤王，然道梗不达。先是李文忠由粤督应召人都，逡巡于沪上，力持保东南策，刘忠诚亟赞成。公鉴于大势，亦力主其议，遂由江鄂共派陶森甲到沪，与各国领事结东南互保之约，所全实多。顾当时有党人据于沪汉，不乘虚蹈瑕，戮力于北，而转欲于东南完全之地，举兵起事以勤王召号，计疏事泄，遂有唐才常、傅良弼等流血于武昌之案。微闻案发，公对幕友叹息云：“今曰动辄杀人，大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