归庐谭往录[明] 徐宗亮 著
文忠公律己甚严，于宗族戚党，不少假借。在黄州时，族人某来谒，饮食之者数月。一日辞赴前敌，问其故，以营官某奉调银钱所，荐与偕行。文忠勃然，乃奉呼银钱所委员调营官面谕曰：“吾有族戚，力岂不能庇之？尔辈藉以结纳，风气一开，伊于胡底？姑记过一次以儆。”因饬银钱所给族人归资，并通饬各台局营员，用人一事，胥秉至公，不得徇上司同僚情面，滥为汲引，若经访出，即立参处。时颇有议文忠刻者，然琐琐姻娅，则无朊仕。诗人致慨甚深，文忠所虑非过也。
文忠公权谋机警，当楚皖危急，发逆陈玉成纠合捻逆张落行等十余万人围扰太湖诸军，公念前敌无统率，号令不齐，而自驻英山后路，兼筹粮运，势难前行，特奏派都统多隆阿公为总统。曾文正公时驻宿松，甚不然之，以书力争者，日凡三四，文忠卒持之。严饰诸军统领，遵多调度，违者有功亦罪。时统领鲍镇超尤骁悍，唐道训方、金守国琛，才望亦不相上下，卒赖多四面经营，大破发、捻于太湖潜江一带，迫至安庆、桐城两路。分驻重兵，皖事大定，楚边始得稍息。文正亦甚服焉。文忠尝笑谓僚友曰：“涤帅之意，恐多骄而失众心。实则事定后，行止在吾，吾假此济急耳。”其后多驻桐城，仍统所部，与诸军绝不相关，然憾文忠刺骨。
安庆之复，为东南一大转机。曾文正公报捷疏，推文忠公之谋，多隆阿公之勇，洵为定论。而两公注意，不撤安庆之围，则同老谋。虽值淀园之变及汉黄之警，仍复坚持如故，所谓智深勇沉者，此也。古来办大事者，譬如着棋，一子落盘，全局胜负因之。近时军事，如胡文忠之注重安庆，左湘阴之注重衢州，李合肥之注重上海，皆谋之于豫，持之以恒，卒皆收其全功。若枝枝节节为之，如向、张二帅之在金陵，终归一败而已。
文忠公关心时事，遇四方之使，虽小吏末弁，引坐与谈，举所述闻见，随笔记之，以备参考。若稍有志意者，则必问所见人才，所学何方，已效安在，且令指实事一二证之，兼注考语。故几席所在，手折数十。诸如此类，或不知其故，以为公何厚我而殷勤若是，则愚也。文忠荐举人才，往往非宿昔相知，尽由博采慎取，默具权衡，信乎大臣之用心也。
文忠公在鄂抚时，于州县等官最为慎重，督府官文恭亦未能主之。一日文恭予所亲署鹤峰知州，文忠以山州僻壤，未甚注重。而荆州知府刘章侯者，审署州人材，不足胜任，于过谒时，留迟其期，密揭于两府，请易员代。适两院望日祠祀相见，文恭谓曰：“昨一大怪事，君知之乎？督抚委缺，本府不许履任，有是理乎？”文忠答曰：“此吾辈过也。知府举止，吾辈当谢之耳。”文恭复曰：“虽然，当留吾面目。”文忠颔之，令署州视事三月引退。及文忠薨后，刘竟坐事降荆州同知，刘亦安焉。后合肥相国督楚时，为刘年家子，欲力为之地，刘辞曰：“公意极厚。然职年七十余矣，精力万不足任事，闲曹薄俸，稍可自给。他不敢求。”相国太息而止。刘奇人，惜失其里居名字。文忠公晚年，专以荐贤为务，知人善任，海内交推。顾或疑其力荐叶兆兰之误。故叶令潜山，创天堂团练五营，为官军应援，厥后潜太告警，多隆阿公总统诸军，大破发捻诸逆，半由金守国琛全军萆山而出，以收夹击之效。然非天堂旧有练营，习知道里险易、民情向背，则不敢出此险著。叶之见重，有自来矣。惟疏中比之王阳明之在龙场，于清端之在□城，不无稍过耳。叶后在皖南道任，值徽宁遗民忍饥待死时，左帅赈之于前，叶乃敛之于后，大拂众心。左帅将飞章劾之，曾文正公以为劾叶固当，且稍留荐主地，令其引疾何如？谓文忠也。时文忠薨未一年，左帅怅然而止。
文忠公少年有公子、才子之目，颇豪宕不羁。改官黔中，始励治政事。军兴而后，益以名节励世，颇似信国少保，然口体之奉，未能如曾、左诸公啬苦也。予从营英山，无三日不小宴者，末坐叨陪，厌饫极精。外间遂有粮台供应，日五十金之谣，其实非也。曾公蔬食自甘，幕府诸人，咸以为苦。左公则尤甚，遇事卒方食，即取七箸同餐，尽饱而止。仁和范郎中尝言赴衢州请兵时，大风雪，左公布衣羊裘，坐夹帐中，留一饭，白肉数片，鸡子汤一盆而已。后经略西边犹如此。
文忠公理财之法，冠出一时，其饷银概发湘平，起自咸丰九年，所收库平，每百申出三两六钱，另储备拨，积少成多，遂成巨款。然湖北银少钱多，其时收款大宗，专在厘金，通以十足制钱为定。江北转输，无非钱者，于是对放，如放饷十两，以五两实银，十千实钱为率。时市银易钱，每两千有五百，粮台涨价，竟至五百。人多乐之，不厌其重也。文忠之意，以钱易银，徒为商贾谋利，不如暗益员勇，员勇薪资不宽，藉以津贴，俾无滋生弊端，实文忠微权。其后深入皖境，转运浩繁，粮台以折阅过多，请一律放银，文忠犹未许焉。当时制钱极多，粮台以出入重累，置江船数艘于省河内口，厘金船到，就水次运收，择老成牧令专司其事。积而久之，全船满载，不复通底扫清，随收随放，相沿成习，即牧令遇有交替，亦不过按尺估计，出具收结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