伯阳系江苏候补道，李鸿章曾经保过。”军机曰：“既系江苏候补道，须电询两江总督刘坤一再定。”嗣刘覆电到，谓却有其人，是日遂特简焉。军机出来，不免有一番议论，语便外扬。于是物议纷纭，有谓其用廿万金运动者，有谓其目不识丁者，而御史之参奏上矣。不得已，乃令送部考验。凡吏部考绩之事属考功司。“考验”二字与“考绩”相仿。鲁到部，即由余与满掌印惠树滋带到军机考验。旋以候补道发往直隶，交李鸿章差遣委用，而上海道之缺开矣。同时又放一四川盐茶道玉铭，后亦因资格不称，被参开缺。是时德宗亲政，珍妃得宠，闻有暗通声气之事。虽无确据，然不数日，珍妃被黜，妃兄志伯愚学士（锐）放乌里雅苏台参赞去，或云事为慈宫所闻也。京中好事者作一七绝，首二句云：“一自珍妃失宠来，伯愚乌里雅苏台。”盖隐刺其事也。可见破例简放者只此二缺，即被参开缺。当日御史未尝无威，且专制时代，军机亦未尝无权也。
状元三年一人，本无足奇，而俗每羡慕之。状元拜客、散殿试卷，博人欢迎，习俗移人，贤者不免。某科某状元到沪，拜客游宴，不免轶出范围，经御史奏参，奉旨查办，交部议处。时考功掌印为盛蓉洲前辈（植型），帮印为李小砚前辈（端遇）。掌印意在保全。谓例无专条，难以重处。李曰：“挟妓饮酒，照例革职，有何难办？”盛曰：“查办覆奏，无挟妓字样。游宴二字，何能遽断为挟妓？”李曰：“无论如何，不议以革职，我不画稿。”争论数日不决。有一日，余到宝师宅画稿，谈次，师告余曰：“汝考功司掌印帮印，因状元事闹意见。汝以为何人有理？”对曰：“帮印亦不能谓之错。”师曰：“司官之有掌印帮印，原以互相牵制。帮印如果执简而争，堂官亦无如之何，况掌印乎？且帮印说此人有玷清班，不足顾惜。”言之亦自成理。但开国以来，二百余年，未曾办过状元，大家为欲顾全朝廷体面，却非有意徇私。惟我是管部，诸事应让正堂主持，初无成见也。余当时未得帮印，不便自惹是非，到司后不复提起。不知后来如何调停，乃援私罪不应为而为，事理轻者，罚俸九个月，加等，议以降一级留任，而状元保全矣。事后，余与戴艺甫（锡钧）在司戏言曰：“不应为而为私罪，律有两条：不应重者，降三级调用；不应轻者，罚俸九个月。今议由不应轻加等，是不欲重而又不敢轻，谓之不应中可也。”李闻之大叫曰：“汝不要奚落我，我未当掌印，算我倒运便是；然议到降留，尚是顾全帮印面子，有何理可说！”李系山东人，素性戆直，此次之争，清议多韪之，后升太常卿，叠掌文衡，未必于此事无关系。当时朝中大官，实为状元二字所迷，成此谬举。及今思之，有清爱惜状元，可谓仁至义尽，蔑以加矣。
从前劳绩保举之案，必交部议奏，部必照例准驳；督抚仍顶奏乞恩，如仍交部议奏，部必仍驳之；若再三陈请，得旨著照所请奖励，部便不驳。然遇例载虽奉旨允准，仍应请旨更正者，则又不能不更正，部只守例而已。醇邸当国，时孙文恪颇用事，意欲裁抑部权，凡遇保案，多有特旨迳准者，而部例有应请旨更正者，竟批云无庸更正，可谓枢臣极端专制矣。于是枢臣与部臣遂不免有意见。卢栗甫前辈其时充考功司掌印，适当其冲，乃以覆议御史屠（仁守）处分过于轻纵，交都察院议处，而卢落职矣。枢臣之意，以卢某平日议他案多从刻，何独于此案从宽：？且卢、屠均系鄂人，显是袒护同乡。如此口吻，直迁怒而周内之耳。然此等冲突，不过暗中风潮，不数时而渐平息。盖其时朝纲整肃，说公道者亦自有人也。
从前文职保案，归吏部核定准驳，文选、考功两司分办；获匪保案，则专归考功办理。案初到部，检查本员履历为第一关键。查毕则照呆板例章办理，毫无出入。余每遇一案，多者百余员，少亦数十员。决以二三时，亲手批定，如有舛错，再由同人检校一次。绝不假吏胥之手，亦不耽搁时日。其有被驳者，每因声叙不明，或被本员蒙报；亦有督抚因寻常劳绩，坚请异常劳绩者。文牍往来，徒滋繁渎，余复手定获匪保奖章程，通行各省，详晰说明，使人容易了解。故定案极速，书吏虽写信撞骗，时间亦来不及矣。
从前部费名目喧传外省，一若部吏手眼绝大，竟可颠倒是非。即在京京官，亦尚有疑信参半者。部吏以写信撞骗为生涯，事诚有之；然有犯必惩，遇有牵涉，即送刑部，毫无假借。但其中亦有成为习惯，不能彻底严革者，虽不得谓之弊，究不免贻人口实。无非纸工原定公费，不及十分之一，法制未善，流弊至此耳。以吏部论，领凭有费，领照有费，引见亦有费，或数两，或百数十两，恍惚亦有一定规矩。而最重者，则卓异引见道府，竟有至三百六十、二百四十者。然亦有原因。缘每届京察大典，用费何等浩繁，部领只三百两，则书吏赔垫不堪，故办京察后，即以办大计补之。势之所迫，亦以无关弊窦，意同默许耳。其余则补缺一事，补缺索费与引见又异。补缺合例与否，万难高下，吏所得以索费者，则有故意迟延之一法。何谓之迟延？盖补缺须用题本，题本须经内阁吏科转折，阁科磨勘，稍有满汉文错误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