谓余曰：“福箴庭（锟大学士）岂有此理，昨日在朝房，竟骂人曰麻烦（麻烦即累赘之意，京城土语）。似此伧夫口吻，如何做得中堂。”余闻之悚然。盖当时朝纲整肃，京官体制固一毫不苟也。又尝讥恩中堂（承）曰：“汝看恩中堂，凡事都说是照例。他做中堂，本是照例；即其面目，亦是照例。”盖嘲其方面，田田庸庸，得厚福也。细思之，不觉失笑。
满员以笔帖式为正途，其由科甲出身者甚少。部院堂官，不尽皆科甲人员，其中人才之杰出，亦有可指者，前所云荣文忠即其一也。又有吏部广少彭尚书（寿）事理通达，风裁峻整。其兼任内务府大臣也，每见其入宫门时，群阉严惮，不敢正视。在部时，与余亦甚相得，惜相处不久，旋薨于位。及今思之，尚有余慕也。
溥倬云（兴）为主事时，与余同部且同差时多。后升尚书，以病免。余简建昌同时，户部郎中有（泰）亦放陕西知府，其兄玉岑尚书（良）告人曰：“近日放两知府，舆论皆为朝廷贺得人。”又为之说曰：“官阶道尊而府卑。然朝廷实重府而轻道，谓府独当一面，可办事也。”此说虽非杜撰，宝师曾与余言之，其实亦慰藉语耳。后礼部应诏，保荐人才两人，余与焉，领衔者即尚书也。
端午桥官工部时，与余多同事工程。后由霸昌道，不十年游历封疆。丙午夏，余到京，相见于庆邸，初几不相识，后乃告余曰：“隔别多年，君竟留须矣（余四十二岁到建昌，路人谓太守为年轻，特于接印之日留须）。当时君记名，我尚未记名。君记之否？”盖自夸其已为总督也。旋渠改督两江，余简放苏州，竟成属吏矣。然总督驻扎江宁，而苏州则在苏抚范围之内，尚少直接关系。故渠在任，有盛行赂贿之名，而余则一毛不拔，虽未邀其青眼，却未曾稍有龃龉也。渠少颇不羁，自为满人，偏诋满人为不肖。鉴赏金石，颇负时名。惟其热中太甚，倒行逆施，知进而不知退。自调直督罢斥后，仍求四川一差，以为再起之计，致遭惨杀，死事不无可悯。然平心而论，不得谓非自取也。
同部升吉甫主事（允），汉军旗人，由举人出身，分吏部候补，而无甚出色。中法战争之前，有一日，递一条陈，请代奏。时万文敏公（青藜）任尚书，接其摺子。适余与戴艺甫（锡钧，后简放大名府）同往启事，文敏乃谓余二人曰：“此系公事，可以公言。”余看其摺子，意谓洋人太横，今宜仿乡试放主考之例，预定一日期，各省各派一大臣，计算程途，同日到省，将该省洋人同时杀尽，不得走漏风声，致令逃逸。定例司员代递封奏，应守秘密。文敏喜诙谐，而竟以公事公言告余两人，亦示调侃之意。升、戴与余同事，日日见面，本皆相好。下堂时，戴诘之曰：“汝知洋人尚有国否？汝杀其人，能杀其国否？”二人舌剑唇枪，互相争辩。余以他词乱之始止。余出京后，升竟入译署作章京，后又出洋保候补道，不知如何升转，由陕藩氵存擢甘督。庚子西狩之役，升在陕西迎驾。太监沿途骚扰，渠力裁抑之，铮铮有声。嗣又弹劾权贵，不稍假借，实为满员之得未曾有者。余出京后，即与之断绝往来。今忽录其少年轶事，非扬其短也；士隔三日，刮目相待，亦深佩其进德之猛欤。
余戊寅到京，其时外交事尚简。京师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省文则曰总理衙门，文言曰译署。堂官则名为大臣，司官则照军机例，名曰章京，由阁部人员考充之。光绪季年，厉行新政，遂改其衙门为外交部，且冠诸部之上。司官始由阁部兼差者，后改为专官；始之选用科甲人员考充者，后则非出洋之留学生不得与焉。
叔岳辞叔耘副宪（福成）出使外洋，甚著声望，当时之熟悉洋务者，无出其右。余欲从而学焉，渠曰：“洋务究属偏才，政治家宜求其全者，何必见异思迁？且此事非二十年经验不办，非仅懂西文、娴西语，遂可称职也。”余虽韪其言，然旷观时势，于外交事，仍时常留心。当中法未战之前，陈老正在提倡清流，于洋务极意研究，曾借译署历年档案，而属余分手抄之。余遂得习知故事，见咸同年间，外国所来照会，肆意谩骂，毫无平等地位，与近日之来往文字，迥不相同。自因圆明园被毁，城下乞盟，为彼族所蔑视。迨后交际稍娴，外貌遂渐改焉。当时之讲求外事者，皆曰办洋务，后则改为办新政，今则直言外交矣。
庆王之入总理衙门也，宝师叹曰：“贝勒只是一布伊邦（满语，译为内务府大臣）材料耳，如何能办外交？”盖庆王名奕，本系贝勒，后加郡王衔。晋封亲王，久长译署。拳乱后，荣文忠因病出缺，庆王遂秉国柄，直至摄政王出而始失权。回思吾师当日之言，益信国祚与人才，不得谓无关系也。
鸦片起衅，香港被占。以后外交迭次挫折，不必言矣。洎天津大闹教案，正值普法交战时代，曾文正不知外情，迁就结案。当时外人行险徼幸，中国竟为所愚，亦不可谓非外交之暗也。中俄立约，崇厚违训越权，几成大错。曾︱刚公使（纪泽）竟能以口舌之力，毅然改约，朝野称庆，此为外交转机之一端。中法一役，法侵越南，中国起而救之。无如器械不精，将才缺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