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则宰相朝夕议政，君臣之间奏对之语也。二曰：《起居注》，则左右史所纪言动也。三曰：《日历》，则因《时政记》、《起居注》润色而为之者也。旧属史馆，元丰官制属秘书省，《国史》案著作郎佐主之。四曰：臣僚《行状》，则其家之所上也。四者惟《时政记》执政之所自录，于一时政事最为详备。左、右史虽二员，然轮日侍立，榻前之语既远不可闻，所赖者臣僚所申，而又多务省事，凡经上殿，止称别无所得圣语。则可得而记录者，百司关报而已。
《日历》非二者所有，不敢有所附益。臣僚《行状》，于士大夫行事为详，而人多以其出于门生、子弟也，类以为虚辞溢美，不足取信。虽然，其所泛称德行、功业，不以为信可也。所载事迹，以同时之人考之，自不可诬，亦何可废。予在馆中时，见重修《哲宗实录》，其旧书于一时名臣行事既多所略，而新书复因之。于时或急欲成书，不复广加搜访，有一传而仅载历官先后者，读之不能使人无恨。《新唐书》载事倍于旧，皆取小说，本朝小说尤少，士大夫纵有私所记，多不肯轻出之。
予谓欲广异闻者，当听人聚录所闻见，如《段太尉逸事状》之类，上之史官，则庶几无所遗矣。
欧阳公《归田录》初成，未出而序先传，神宗见之，遽命中使宣取。时公已致仕在颍川，以其间纪述有未欲广者，因尽删去之。又恶其太少，则杂记戏笑不急之事以充满其卷帙。既缮写进入，而旧本亦不敢存。今世之所有，皆进本，而元书盖未尝出之于世，至今其子孙犹谨守之。
唐以身言书判设科，故一时之士无不习书，犹有晋宋余风。今间有唐人遗迹，虽非知名之人，亦往往有可观。本朝此科废，书遂无用于世，非性自好之者不习。故工者益少，亦势使之然也。《欧阳文忠公外集》载与石公操推官二书，言尝见其二石刻之字险怪，讥其欲为异以自高，公操即守道也。今《徂徕集》中犹见其答书，大略皆谰辞自解，至谓书乃六艺之一，虽善于钟、王、虞、柳，不过一艺而已。吾之所学，乃尧舜、周孔之道，不必善书也。文忠复之曰：“《周礼》六艺有六书之学，其点画曲直，皆有其说。
今以其直者为斜，方者为圆，而曰我荑行尧舜周孔之道，此甚不可也。譬如设馔于案，加帽于首，正襟而坐然后食者，此世人常尔。若其纳足于帽，反衣而衣，坐于案上以饭，实酒卮而食，曰：我行尧舜周孔之道，可乎？不可也。”此言诚中其病。守道字画，世不复见，既尝被之金石，必非率尔而为者。即其答书之词而观之，其强项不服，义设为高论以文过拒人之态，犹可想见。称推官者，盖在南京时也。计其齿，方甚少，不知后竟少悛否。然文忠公志其墓与读《徂徕集》二诗，盛道其所长，亦足以见公与人不求备也。
近岁有一二少年，虽开言有可喜者，而不肯循蹈规矩，好奇尚怪，遇事辄发，其书字尤任意，本欲以为高而不知自陷于浮薄。文忠公之言，真此辈之药石也。
《王文正遗事》称有言公幼时尝见天门开，中有公姓名二字。弟旭乘间问之，公曰：“要待死后墓志上写吾不知此言。”虽云拒之，亦可见实尝有是事矣。庞庄敏公帅延安日，因冬至奉祀家庙斋居，中夜，恍惚间天象成文云：庞某后十年作相，当以仁佐天下，凡十有三字。驻视久之方灭，公因自作诗纪其事云：冬至子时阳已生，道随阳长物将萌。星辰赐告铭心骨，愿以宽章辅至平。手缄之。是日斋诚密记其诗，后藏其曾孙益孺处。余尝亲见之，用小粉笺，字札极草草。
按《实录》，自庆历元年初分陕西四路，公与韩忠献公、范文正公、王圣源三公俱为帅，至皇三年登庸，适十年。夫天道远矣，而告人谆谆若此，理固有不可尽信。若以王文正之事准之，可以无疑，矧庄敏公决非妄语者乎！
旧制，二府、侍从有薄罪，多以本官归班，朝请而已，初无职掌。然班著请给，并只从见在官，初不以所尝经历为下也。熙宁中，苏子容丞相为知制诰，坐缴李定中丞御史词头罢职，以本官归班。凡岁余，虽大寒暑风雨，未尝一日移告。执政有怜之者，谕使请外官闲局。苏公曰：“方以罪谪，敢求自便乎。”一时士大夫以此益推重之。元丰以阶易官，此制遂革。凡侍从以上被谪夺职，非守郡则领祠，无复留京师者。政和刘器之既复旧官领祠，然才承议郎，所至与人叙位，必谨班著，不肯妄居人上。
一日，谒乡人赵朝奉。坐未久，有张基大夫者继来，刘与之叙官，张虽辞让，既不获，又不知避去，因据上坐。刘归之明日偶微病，人有候之者，曰：“比谒赵德进，坐于堂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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