>
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十八日，为圣祖五旬万寿。王公诸臣先进鞍马、缎匹等物皆不受，诸臣复进祝寿屏文，但留册页，亦不受屏。前数年汤文正斌巡抚江苏，绅民于其生日制屏为寿，公但命录汪尧峰所撰寿文，而返其屏。即此一端，想见明良一德。力以清心寡欲，致世道于返朴还淳，真盛事也。
圣祖万岁余暇，潜心六艺，下逮濂洛关闽之书，旁及历算声音之学，反覆研究，源流毕贯，天纵之圣，盖生民所未有也。李文贞光地云：“孟子叙尧舜以来至于文王，率五百年而道统一续，自孔子后五百年而至建武，建武五百年而至贞观，贞观五百年而至南渡，自朱子以来又五百岁，皇上应王者之期，躬圣贤之学，天将复启尧舜之运乎？”时咸以为确论。
康熙三年夏，山东兖州有虫蔽天，形如蜣螂而差小，色如金。识者以为岁凶之兆，名为苍诸。
雍正四年十二月，陕西、山东、河南、江南各省黄河澄。守臣先后奏报，宣付史馆。按：汉桓帝延熹八年四月，济北河水清，灵帝建宁四年二月河水清，元顺帝末年黄河清。论者或以为变异之象，而后世乃侈为盛事，殆有不能一概论者欤。
世传宪庙多用任侠之士，无可证明。惟曾用方士张太虚、王定乾等数人，令在内廷行走，试其炉火修炼之术。然仅置于西苑空闲之地，初不干预他事，乾隆初元，即驱逐回籍，无奇异事迹可考也。
左道惑民，每为祸于衰世。汉之黄巾张角，元之红巾刘福通，是为祸最巨者，若在盛世，则不待其为祸，而锄之有必先矣。康熙间有朱方旦者，自号二眉山人，托修养炼气之名，所至煽惑南中地方，大吏至有迎接跪拜者，经侍讲王鸿绪奏请惩治，寻即置之重典，其党皆坐罪有差。道光三十年有薛执中者，藉医招摇，妄谈休咎，经给事中曹懋坚访获具奏，寻将执中置之大辟。其从执中学习坐静之宗室奕纪，及学习按摩之尚书文庆诸员均夺职降黜，是皆锄之于方萌者也。嘉庆十八年天理教匪之变，大兴林清、滑县李文成为首，发难于宫禁，响应于鲁豫，幸擒治迅速，不半载而就平。是乱事已成而发觉尚早，犹不足为患也。若乾隆末年川楚教匪之乱，始由皖人刘松传习白莲教，以治病惑众。其党刘之协遂谋不轨，继之者聂杰人等起于楚，徐天德等起于川，势益蔓延，征剿九年，始得肃清。道光末年粤匪之乱，洪秀全附会天主教，聚众起事，残破十六省，扰乱十五年，至同治之初始得戡定。是以疏玩酿成巨患，竭全国之力，迟之久而始克之者也。最奇者光绪庚子拳匪之乱，所谓大师兄者其伎俩不如朱方旦、薛执中之足以接近士类，其声势不如刘之协、林清、洪秀全之布遍中区。而狂悖之载漪辄欲倚以举事，昏谬之徐桐、刚毅诸人并从而附之，遂致扰乱畿辅，启衅强邻，以促危亡之局。左道惑民之为祸烈矣哉。
满洲从龙诸彦，犹汉之丰沛南阳，其恩遇最优，然诰诫亦殊严切。乾隆五十年，上谕：“向来满洲之习举业者，其文义本属浅陋，及幸登科目，列名翰苑，问以文学，则曰身系满洲，岂汉人可比？及问以骑射，又曰我系词林，岂同武夫战卒？两处躲避而落于无用之流，朕所深恶。即从前尹继善、鄂容安、钟音、观保等在翰林中俱称出色者，止能随常办事，而于边疆重务并不能经理裕如。虽其中鄂容安曾膺军旅重寄，临危遇变，亦惟知一死塞责，究于国家大事何所裨补耶？”读此可见承平日久，仕路渐多庸滥，满人叨幸尤深，君上固灼知之，亦未尝稍有偏徇也。自古化民成俗，必以崇俭黜奢为要务，遐稽盛世，往往于民间日用之微皆关宫廷，仅虑诰诫甚详。觇世运者当纂录之，以昭美化也。乾隆元年，上谕：“八旗为国家根本，从前敦崇俭朴俗，最近古迨。承平日久，渐即侈靡，如服官外省，奉差收税，即不守本分，恣意花销，亏竭国币，身罗罪戾。而兵丁闲散人等，惟知鲜衣美食，荡费赀财，相习成风，全不知悔。嗣后务期恪遵典制，谨身节用，勿事浮华，勿耽游惰，庶免窘乏之虞。倘不知痛改前非，仍蹈覆辙，骄奢侈靡，亏帑误公，不惟恩所不施，且为法所不贷，此诰诫八旗者也。”又有谕：“厚生之道在于务本而节用，朕闻晋豫民俗多从俭朴，而户有盖藏。惟江苏两浙之地俗尚侈靡，往往家无斗储而被服必极华鲜，饭食靡甘淡泊。兼之井里之间，茶坊酒肆，星列棋置。少年无知，游荡失业。彼处地狭民稠，方以衣食难充为虑，何堪习俗如此，民生安得不艰？朕轸念黎元，期其富庶，已将历年各项积欠尽数蠲除。小民乘此手足宽然之时，正当各勤职业，尚朴去奢，以防匮乏。岂可习于侈靡，转相仿效，日甚一日，积为风俗之忧也？地方大吏及守令有临民之责者，皆当遍行化导，缙绅之家尤宜节俭以率先之。此诰诫江浙者也。”
元旦日食，历朝引为天戒。乾隆六十年乙卯、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皆以元旦日食停止受贺筵宴。惟乾隆乙卯兼遇元夕月食，次年遂即禅位。其时和┞当国垂二十年，海内骚然，天宜有此告戒。光绪丁酉以后不久即有拳匪之变，固亦应有先兆耳。
同治三年，御史贾铎具奏，内务府有太监演戏，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