戏剧
1自利的动机、2自由竞争、3自由放任、4价格机能、5消费者主权。
6存量与流量、11经济学、12市场经济、13需求量、14需求法则、
17需求的变动、18需求量的变动、26风险程度、32边际转换律、
35劳动生产力、37经济利润、39经济成本、41市场、43完全竞争市场、
54独占性竞争、57经济效率、60多角化经营、61生产效率、62自然独占、
65工资下限、66钻营、70引申需求、71双边独占、72边际生产力法则、
76市场失灵、78无法排他、共享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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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纸张的发明传说是东汉的蔡伦，然而根据考古的成果，证明西汉时代已有纸张出现。今存最古的纸样是1957年西安灞桥汉武帝时代的墓中残纸，1934年中国西北考察团曾于罗布淖尔烽燧台废墟发现残纸，据黄文弼考证后，证明为公元前四十九年的纸张，其后类似的纸样发现，更有多处，皆为蔡伦之前遗物。参见钱存训着，刘拓、汪刘次昕译，《造纸及印刷》，《中国之科学与文明》（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95年9月）第十三册，第52～57页。
[2] 《庄子、天下篇》云：「惠子学富五车」，盖言其博学，实亦源于古籍皆为简牍书写，极为及其笨重
，而不得不以车装拉载随行。
[3] 古书常云：「镂之于金石。」金者指钟鼎彝器，在此器物上镂刻文字，由于其铸造镂刻需要冶炼技术发展到某一阶段后才能配合，非帝王公侯不能具备；至于殷商出土的龟甲，也还有朱笔书写而未镂刻的情形，说明契书仍非易事；玉版除了《侯马盟书》的简短誓文之外，实不多见，以物珍贵难得。石刻算是最普及的，仍然有一定的硬度需要克服。绢帛、兽皮等作为御寒衣物尚恐不足，况是其与简牍、贝叶等皆不容易保存。
[4] 雕版印刷术兴起于何时？众说纷纭，惟目前发现的印刷品凡有八世纪实物数件，如日本称德女皇令造百万座小木塔，内置四种《陀罗尼经》，今日存物甚多；又韩国庆州佛国寺石塔中亦发现《陀罗尼经》，内文出现武后新字，应为该寺及石塔落成之前八世纪中叶实物。同时代者另有土鲁番出土之《妙法连华经》，亦杂有武后新字，至于敦煌文献唐咸通九年（公元八六八年）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之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与前者皆是长篇印制，则其技术成熟时应始于唐八世纪左右。又参见加特原著、向达译，〈日本孝谦天皇及其所印百万卷经咒〉，《图书馆学季刊》（中华图书馆协会民国十六年十二月编印，又台北学生书局民国五十八年二月景印）第二卷第一期，第55~64页。 雕版印刷术兴起于何时？众说纷纭，惟目前发现最早的印刷实物为敦煌文献
[5] 敦煌文献中存有不少职业写经的人名题记，如S.1547尾题记云：「诚实论卷第十四，用纸廿八张，延昌元年（512）岁次壬辰八月五日，敦煌镇关经生刘广周所写论成讫。典经帅令狐崇哲，校经到人洪臇。」S.3548《中阿含经卷第八》亦题经生张财写。隋唐以来，秘书省、弘文馆、崇文馆、史馆、集贤院、翰林院各设有秘书监郎、著作郎、校书郎、儒林郎、文林郎、楷书郎等若干人，其中部分即是职业抄书或校书人。
[6] 明代刻书官刻机构凡有内府的司礼监，下设经厂，专司其务。另有国子监及各部院，刊刻自身相关之业务与政令。又各地官府及藩郡王府，或州府县学及书院，亦有刻书，惟国子监所雕图书，皆以经史为正宗，鲜及消遣性刊物，以其运用有限资源时需经当局认可，故概以有助教化之用书为主。
[7] 如民间书肆雕版往往是针对民间实用必备之书籍，如启蒙通俗读物、随身宝、医药、阴阳术数、农经及科举用书为主，家刻则重在保存及流传稀有珍贵文献，其着眼处自与官方有别。如以唐五代初期刻书为例，S.810为《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》，盖为民间计时书籍；又S.5444、S.5450、S.5451等为天佑年间（公元905～906年）过家刊刻的《金刚般若波罗密经》，乃属宗教重要典籍。
[8][8] 根据张秀民《中国印刷史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9月一版）〈刻书地点〉（第340～383页）一节，提到南京书坊93家，北京书坊13家，杭州24家，苏州37家，徽州10家，建宁84家。又陈昭珍，《明代书坊之研究》（1984年7月），第7页，统计明代几个重要刻书省份，其中书坊可以考见者凡有405家，（不含毛晋650种、华珵尚古斋15种、华坚兰雪堂5种、华氏2种、安国桂坡馆10种）刻书共达1132种：闽省151家，刻书560种；浙江（武林、三衢、吴兴、台州、谷州）50家，刻书204种；广东3家，刻书3种；北直隶（北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