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所为，几使俞无地自容，似亦未免太过矣。
◎国初爱民
我朝敛民最薄，国初岁入仅一千数百万，载在京江张相国集中。雍正一朝整理各省关税，乾隆一朝整理各省盐法，因而户部岁入多至四千二三百万。然大半取之商，不尽取之民，所谓重本抑末也。
乾隆六十年中，各省绝鲜大水旱，故百姓充实，丁粮鲜逋欠者。盖朝廷日以民事为重，慎择疆吏，凡监司以下至牧令，皆以才德自奋，虽不尽廉平，而地方咸日有起色，百废具举故也。
嘉、道之间，此风衰矣。国与民皆患贫，奸伪日滋，祸乱相继，士习益漓，民心益竞，其由来也甚渐，其消息也甚微。综核名实，反朴还淳，此固非一手一足所能致力也。
◎金穴
嘉、道年河患最盛，而水衡之钱亦最糜。东南北三河岁用七八百万，居度支十分之二。一由于乾隆中裁汰民料民夫诸事皆由官给值，继而嘉庆中戴可亭河督请加料价两倍，故南河年需四五百万，东河二百数十万，北河数十万。其中浮冒冗滥不可胜计，各河员起居服食与广东之洋商、两淮之盐商等。凡春闱榜下之庶常及各省罢官之游士，皆以河工为金穴，视其势力显晦为得赆之多寡，有只身南行，自东河至南河至扬州至粤东四处获一二万金者。至道光末年，国用大绌。湘阴李石梧尚书督两江，询余以节帑经久计，余对曰：“积弊已深，操之急，徒生乱耳。千金之堤，一蚁穴足溃之，未可以国事尝也，必十年而后可。”公曰：“次第行之诚善，亦有说乎？”余对曰：“首三年当定年额三百万。以一百万支常年岁修，一百万办紧要工段，一百万为各官公费用度及游士部胥之安置。行之三年，凡紧要工程已具，减为二百万；再三四年减为一百五十万；再三年减为一百万，则无可再减，而通工固若金汤，无懈可击。而十年之中，崇实黜华，慎选人才，省官并职，风气亦必大变。且樽节之实效远著，朝廷知之，四方信之，虽有诛求责望，亦必日有所减。十年之后，岁需一百万，仍可永庆安澜，而官与民皆有高枕之乐。究其实，五十万即足于公事，其五十万仍以赡公中之私而已。”尚书深赏其言之深远，未几引疾去，此议遂无能行者矣。
◎尚书爱才
尚书性严峻，丰采凛然。督两江，各官股栗，而爱才若命。余时为州佐，时时召与长谈。其时河帅为潘芸阁，以治河著声，年老多弛事，畏公严峻，先自劾行矣。公摄河篆，谓余曰：“国帑若是支绌，而潘岁糜度支数百万，厥咎綦重。特以翰林大前辈，不欲其暮年罹法，故隐忍之。”余对曰：“潘公无罪。”公愕然。余曰：“河督与封疆异，河事一不慎，费帑十万，民命赈贷犹不与。潘公七载安澜，所省固多矣。河事当以费为省，未可执一论也。”公乃无言。余则曰：“潘公之罪实有甚于公所言者！”公大惊曰：“岂能比谋反叛逆乎？”余曰：“非也。河工以人才为急，必平时培植之，识拔之，策励之，成全之，始可为缓急之用。自潘公来，自恃其才猷，人才一道，漫不之省。始而请托行焉，继则有更甚者，故今日通工文武数百员，求一办事之才不可得。天变不可知，一旦异警，谁可供任使者？此时虽置千万金于几案，求风气之如前，人才之辈出，即以宫保之威望，非致力十年不可，此则大臣负国之最甚耳。”公抚掌击案称善者再，曰：“以尔才识，余任两江五年中必力荐尔为河督。幸自爱。”又问曰：“其巡捕数人，交通关节，宜悉劾之？”余曰：“自来巡捕一差，在戟森严，诚属终南捷径，至于佛门广大，固已无所用之。”公笑曰：“然。”又问：“其幕友杨姓在此开典业，要皆舞文积资。信乎？”余对曰：“杨姓开典，乃其母舅范姓运票盐致富所贻，不尽由于研食。但以河督幕友即在本地开典，不知避嫌，谤由自取。”又问：“一书吏胡姓，交通官场，无弊不作，当籍没置之极典。”余曰：“此等人城狐社鼠，无大伎俩，不肖者自为荧惑耳，未必官官皆与之往来也。况悖入者必悖出，非广为结纳，安得有声焰？计目前所积已无多金，然吏性奸狡，责之急必多牵引。若遽兴大狱，必多投鼠忌器；若审而后辍，不免虎头蛇尾。驱逐之足矣，不值发千钧之弩也。”公又曰：“部议用钱，河工独不可行乎？”余对曰：“河工夷险在指顾间。钱质至重，比运往，已不给于用矣，故不能不用银。以其一车两马，数百里旦夕可至，随地易钱，足以济急耳。况公在苏抚任内已奏明各项不能参钱，独河费则否，独不虑前后矛盾乎？”公又问：“通工人才，孰优孰劣？”余对曰：“此时人才不竞，到处皆然，不独河工。在属员大都循分供职，在上司不过节短取长而已，优与劣无大异也。”公遽曰：“即同一循分供职，亦有长短。”余曰：“知人甚难，虚声甚不足恃，有颇有名而无实际者，有极暗淡而极可取者，非与之共事，实不敢妄评。若以世俗混混之黑白为对，则宫保闻之已熟，无待鄙言。所以殷殷下询，盖欲其真知灼见耳。惟某人才具开展，可支缓急；惟某人笃实精细，事事不苟。此外无可注考矣。”
是日所论十数事，余皆抗论逆其意，公独深纳之，叹为忠直。夫以两江宫保之重，而许一小吏尽其言，公平时之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