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。二月，常宁土寇起，以刘长佑将楚勇五百人、湘勇三百人往，未至，其县团丁讨定之。阳山寇窥宜章。大庾寇入桂东，杀汛官，以张荣组将七百人往。衡山土寇起，三月，刘长佑破平之。永兴、安仁、茶陵时有寇发，辄闻而兵随至，奸轨破散。
五月，洪寇分党围南昌，江忠源往援，因乞师湖南，以罗泽南将湘勇千二百，六月辛卯起行，道醴陵；忠源弟忠淑将楚勇千，壬辰起行，道浏阳；署盐道夏廷樾将营兵六百人、湘勇七百，丁酉起行，道醴陵。援军之行也，国藩念营将积敝不可用，纯用书生为营官，率皆生员、文童，以忠诚相期奖，然未经行陈，故以楚勇百战者偕。楚勇尚剽锐，营制疏略，乃命千总张登科领湘勇二十人为前哨。戒忠淑、登科曰：“哨探必百里，至瑞州待湘军而行。”忠淑狃其家军称劲旅，心笑曾公怯，驱而前，中途讹言寇至，哗而溃走，奸民噪惊之，弃军械、饷银，退保义宁，留十余日乃进。七月壬申，湘军至南昌，则战城下，书生争奋搏寇。寇阳退抄其后，军败。营官附生谢邦翰、童生罗镇南、易良干、罗信东战死，泽南收众入城。于是国藩闻之，以为湘勇果可用，虽败敢深入，官兵不如也。江忠源初至九江，奏请增兵。国藩与书曰：“今日之极可伤恨者，在兵败不相救而已。盖调发之初，征兵一千，而抽选数营或数十营，卒与卒已不相习，统领之将又非平日本管之官，遂乖然不能以相入。至于兵与勇遇，尤相嫌恨。桂东之役，三厅兵寻杀湘勇于市；江西之行，镇筸兵杀湘勇于三江口，伤重者十余人。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调遣之成法，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。足下前奏调云、贵、湖、广兵六千，募勇三千，合为一万，自成一军。夫六千之兵，必有一二镇将统之，其势不能相下，而将弁中又多卑庸，无足与语者。鄙意欲练乡勇万人，概求吾党质直晓军事之君子，将之以忠义之气，而辅之以训练之勤，相激相劘，而后可以言战也。”忠源未及用，而江西楚勇以索赏复溃，健锐者皆弃去，江军遂弱。九月，败于田家镇。
是时，湘营制，营三百六十人。中营罗泽南将之，左营王珍将之，右营邹寿璋将之，塔齐布将兵勇成二营，周凤山、储玟躬各将二营，曾国葆将一营。国藩仍欲充广至六千人，合忠源所将成一万为义师。而己居湖南，有寇乃佐巡抚治兵，故多与军民政事。长沙协副将清德，自以为将官不统于文吏，虽巡抚例不问营操，而塔齐布谄曾国藩，坏营制。提督鲍起豹者昏庸自喜，闻清德言，则扬言盛夏操兵虐军士，且提督见驻省城，我不传操，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。塔齐布沮惧不敢出，司道群官皆窃喜，以谓可惩多事矣。提标兵固轻侮练勇，倚提督益骄。适湘勇试火枪伤营兵长夫，因发怒，吹角执旗列队攻湘勇。城上军皆逾堞出，城中惊哗。国藩为鞭试枪者以谢，乃已。俄而辰勇与永顺兵私斗。辰勇者，塔齐布所教练也。提标兵益傲怒，复吹角列队讨辰勇。于是国藩念内斗无已时，且不治军，即吏民益轻朝使，无以治奸轨，移牒提督，名捕主者。提督亦怒，谩曰：“今如命，缚诣辕门。”标兵汹汹满街。国藩欲斩所缚者以徇，虑变，犹豫未有所决。营兵既日夜游聚城中，文武 官闭门不肯谁何，乃昌狂公围国藩公馆门。公馆者，巡抚射圃也，巡抚以为不与己公事。国藩度营兵不敢决入，方治事，刀矛竟入，刺钦差随丁，几伤国藩，乃叩巡抚垣门，巡抚阳惊，反谢，遣所缚者，纵诸乱兵不问。司、道以下公言曾公过操切，以有此亦。国藩客皆愤怒，以为当上闻。国藩叹曰：“时事方亟，臣子既不能弭大乱，何敢以己事渎君父？吾宁避之耳。”即日移屯衡州。
已而湖北事亟。总督吴文镕，故国藩坐主，专倚援湖南，奏调湘军。有诏令曾国藩赴援，骆秉章供支其军。巡抚亦以寇棘，故手书谢国藩，且召之同守省城。王珍时将湘勇，闻援鄂，自请增募，合三千人先往。十月，武昌寇去。江忠源擢安徽巡抚，兵少不能进，侍郎宋晋请发湘军援安徽。时新募壮勇分击土寇，未尝休息，合会军饷乏绌，器械旗服朴陋，又方议水军，造战筏守湘，初无意勤远，而鄂、皖羽檄日至，月三四奉诏促出师，乃议遣王珍。珍既得请饷省城，不复启国藩，后又罢行。国藩议合并湘勇为十营，汰珍军，珍大怨望。国藩初本倚珍为大将，既以军新集，技器粗脆，远出遇寇忧必败，而珍颇易言兵，度其才气终不能为下，乃听珍别将。十二月，江忠源死庐州。
四年正月，总督吴文镕败死黄州。国藩知时事愈危，势不得出十全，于是改营制，以五百人为一营，其非湘乡人各领乡军者，随所统为小营。凡陆军五千余人，为十三营，水师五千人，为十营，战船二百四十，坐船二百三十，器用工匠米炭杂具及员弁丁夫，水陆万七千人，建旗东下，留罗泽南屯衡州镇土寇。文宗以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，心忧之，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黄州还，赴其水营，诏总督台涌会其师。时寇已围武昌，台涌方居德安，而寇党分犯通城、崇阳，入湘阴，趣宁乡。巡抚先遣王珍会曾军俱下，寇沿洞庭者皆退走，陆路游奕自如。
二月庚辰，遣储玟躬拒寇宁乡，雨雪步进，欲与寇争城。壬午，未至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