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。张安道知南京，独曰：“吾尝班二府，不可为陪臣屈。”乃使通判代将迎，已受谒而后报，时以为得体。大观中，蔡元度知镇江，高丽来朝，遂亦用安道例。
契丹历法与本朝素差一日。熙宁中，苏子容奉使贺生辰，适遇冬至，本朝先契丹一日。使副欲为庆，而契丹馆伴官不受。子容徐曰：“历家迟速不同，不能无小异；既不能一，各以其日为节，致庆可也。”契丹不能夺，遂从之。归奏，神宗喜曰：“此事难处，无逾于此。”其后奉使者或不知此，遇朔日有不同，至更相推谒而不受，非国礼也。
《考异》：此为熙宁中，第九卷云元丰中；此云冬至，本朝先契丹一日，第九卷云契丹历先一日；此云使副欲为庆，契丹馆伴官不受，第九卷云契丹趣使者入贺。皆前后牾。按《苏墓志》云：熙宁十年冬至，本朝历先契丹一日，敌疑彼此致庆，当孰从，公言各从本朝历可也。
给事中、中书舍人虽皆四品，给事中自服绯，除受告日，便自易服，盖品应得也。惟中书舍人必俟后殿正谢面赐，乃易服。后殿不常坐，或待数日，则或绯或绿，犹仍其旧服。祖宗时，知制诰皆然，而亦有不赐者。李宪成公谘自知制诰出守荆南尚服绯，以学士召还并赐紫，而后服金带是也。
国朝选人寄禄官，凡四等七资。留守节察判官、掌书记支使防团判官，留守节察推官、军事判官，为两使职官；防团军事推官、军监判官，为初等职官；司录、县令、知县为令录；军巡判官、司理、司户、司法、簿尉，为判司簿尉。其升迁之序，则自判司簿尉举令录迁令录；举职官，迁初等职官。自职令荐书及格，皆改京官，不及格而有二荐书，则迁两使职官，谓之“短般”；以劳叙赏，谓之“循资”。崇宁中，邓枢密洵武建言，以为名实混淆不正，乃改今七等名。
●卷四
官制：寄禄官银青光禄大夫，与光禄、正议、中散、朝议，皆分左右。朝议、中散，有出身人皆超右，其余并以序迁。大观中，余为中书舍人，奉诏以为非元丰本意，下拟定厘正，乃参取旧名，以奉直易右朝议，中奉易左中散，通奉易右正议，正奉易右光禄，宣奉易左光禄，而右银青光禄大夫正为光禄大夫，遂为定制。
故事：百官磨勘，中书止用定辞。熙宁中，孙巨源为知制诰，建言：君恩无高下，何独于磨勘简之？非所以重王命也。乃诏各为辞。元丰官制行，惟侍从官而上，吏部检举，奏抄命辞；他官自陈于吏部，奏抄拟迁，而不命辞。
国朝两制，皆避宰相执政官亲。曾鲁公修《起居注》，贾文元为相，其友婿也。当召试，乃除天章阁待制，文元去位，始为知制诰。刘原甫，王文定之甥。文定之为参知政事，乃以侍读学士出知扬州。宋子京、王原叔为翰林学士，子京避莒公改龙图阁学士，原叔避文安改侍读学士，元间，苏子由秉政，子瞻自扬州召为承旨，引原叔例请补外，不从。近岁惟避本省官，如宰相二丞亲则不除尚书侍郎，门下侍郎亲则不除给事中，中书侍郎亲则不除舍人之类。六曹尚书避亲，多除翰林学士，盖于三省无所隶。异于旧制，自子瞻以来然也。
大驾仪仗，通号“卤簿”，蔡邕《独断》已有此名。唐人谓卤，橹也，甲之别名。凡兵卫以甲居外为前导，捍蔽其先后，皆著之簿籍，故曰“卤簿”。因举南朝御史中丞、建康令皆有“卤簿”，为君臣通称，二字别无义，此说为差近。或又以“卤”为“鼓”，“簿”为“部”，谓鼓驾成于部伍，不知“卤”何以谓之“鼓”？又谓石季龙以女骑千人为一“卤部”，“簿”乃作“部”，皆不可晓。今有《卤簿记》，宋宣献公所修，审以“部”为簿籍之“簿”，则既云“簿”，不应更言“记”。
唐制，节度使加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使相，自郭元振始，李光弼等继之。盖平章事，宰相之名，以节度使兼，故云尔也。国朝因之。元丰官制，罢平章事名，而以开府仪同三司易之，亦带节度使，谓之使相。盖以仪同为相也。
《唐书》言大臣初拜官，献食天子，名曰“烧尾”。苏环为相，以食贵，百姓不足，独不进。然唐人小说所载与此不同，乃云：士子初登科，及在官者迁除，朋僚慰贺，皆盛置酒馔、音乐宴之，为“烧尾”。举韦嗣立入三品，赵彦昭假金紫，崔复旧官，中宗皆令于兴庆池“烧尾”，则非献食天子也。其解“烧尾”之义，以为虎豹化为人，惟尾不化，必以火烧之乃成人；犹人之新除，必乐饮燕客，乃能成其荣。其言迂诞无据，然谓太宗已尝问朱子奢，则其来盖已久矣。近世献食天子固无是，而朋僚以音乐燕集，亦未之讲也。
庆历五年，贾文元为相，始建议重修《唐书》。诏以判馆阁王文安、宋景文、杨宣懿（察）、赵康靖（概），及张文定、余襄公为史馆修撰。刊修未几，诸人皆以故去，独景文下笔。已而景文亦补外，乃许以史稿自随。编修官置局于京师者仍旧，遇有疑义取证，则移文于局中，往来迂远，书久不及成。是时，欧阳文忠公非文元所喜，且方贬出，独不得预，嘉初，文忠还，范蜀公为谏官，乃请以《纪》、《志》属文忠。至五年，书始成。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