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因举南朝御史中丞、建康令皆有“卤簿”，为君臣通称，二字别无义，此说为差近。或又以“卤”为“鼓”，“簿”为“部”，谓鼓驾成于部伍，不知“卤”何以谓之“鼓”？又谓石季龙以女骑千人为一“卤部”，“簿”乃作“部”，皆不可晓。今有《卤簿记》，宋宣献公所修，审以“部”为簿籍之“簿”，则既云“簿”，不应更言“记”。
唐制，节度使加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使相，自郭元振始，李光弼等继之。盖平章事，宰相之名，以节度使兼，故云尔也。国朝因之。元丰官制，罢平章事名，而以开府仪同三司易之，亦带节度使，谓之使相。盖以仪同为相也。《唐书》言大臣初拜官，献食天子，名曰“烧尾”。苏环为相，以食贵，百姓不足，独不进。然唐人小说所载与此不同，乃云：士子初登科，及在官者迁除，朋僚慰贺，皆盛置酒馔、音乐宴之，为“烧尾”。举韦嗣立入三品，赵彦昭假金紫，崔复旧官，中宗皆令于兴庆池“烧尾”，则非献食天子也。
其解“烧尾”之义，以为虎豹化为人，惟尾不化，必以火烧之乃成人；犹人之新除，必乐饮燕客，乃能成其荣。其言迂诞无据，然谓太宗已尝问朱子奢，则其来盖已久矣。近世献食天子固无是，而朋僚以音乐燕集，亦未之讲也。
庆历五年，贾文元为相，始建议重修《唐书》。诏以判馆阁王文安、宋景文、杨宣懿（察）、赵康靖（概），及张文定、余襄公为史馆修撰。刊修未几，诸人皆以故去，独景文下笔。已而景文亦补外，乃许以史稿自随。编修官置局于京师者仍旧，遇有疑义取证，则移文于局中，往来迂远，书久不及成。是时，欧阳文忠公非文元所喜，且方贬出，独不得预，嘉初，文忠还，范蜀公为谏官，乃请以《纪》、《志》属文忠。至五年，书始成。初，文元以宰相自领提举官。
及罢去，陈恭公相，辞不领，乃命参知政事王文安。讫奏书，亦曾鲁公以参知政事领也。
从驾谓之“扈从”，始司马相如。《上林赋》云：“扈从横行，出乎四校之中。”晋灼以扈为“大”，张揖谓“跋扈从横，不案卤簿”。故颜师古因之，亦以为“跋扈恣纵而行”。果尔，纵盖作平声。侍天子而言“跋扈”，可乎？唐封演以为“扈养以从”，犹之“仆御”。此或近之。然不知通用此语自何时也。
唐自明皇以诞日为千秋节，其后肃宗为地平天成节，至代宗，群臣请建天兴节，不报。自是历德、顺、宪、穆、敬五帝，皆不为节。文宗大和中，复置庆成节，故武宗为庆阳节。终唐世，宣宗为寿昌节，僖宗为嘉会节，昭宗为乾和节，中间惟懿宗不置。则唐世此礼亦不常，各系其时君耳。千秋节诏天下咸燕乐，有司休务三日；其余凡建节，皆以为例。穆宗虽不建节，而紫宸殿受百官称贺，命妇光顺门贺皇太后；及有麟德殿沙门、道士、儒官讨论三教之制。
文宗时，又尝禁屠宰，燕会惟蔬食脯醢，后旋仍旧。
熙宁初，改经义取士，兴建太学，讫崇宁罢科，赋每榜魁，南省皆迭为得失。始余中榜，邵刚魁得；次徐铎榜（案：《宋史》及马氏《文献通考》俱作“徐铎”、旧本“铎”讹作“驿”，今改正），余干落；时彦榜，黄中魁得；次黄裳榜，侯绶落；惟焦蹈榜，陶直夫落。差一榜，次七榜。李常宁、毕渐、李釜（案：马氏《文献通考》作“李”，咸淳《昆陵志》作“李奎”，旧本作“釜”，未详孰是，今仍原文）、蔡嶷榜，章、李朴、蔡靖、陈国林皆得；
马涓、何昌言、霍端友榜，费元量、王瞻、陈宾皆落，不差一人，亦可怪也。时谓之“雄雌解元”。
两京留台皆有公宇，亦榜曰御史台。旧为前执政重臣休老养疾之地，故例不视事。皇间，吴正肃公为西京留台，独举其职。时张尧佐以宣徽使知河南府，郡政不当，有诉于台者，正肃即为移文诘之。尧佐惶恐，奉行不敢异。其后司马温公熙宁、元丰间相继为者十七年，虽不甚预府事，然亦守其法令甚严，如国忌行香等，班列有不肃，亦必绳治。自创置宫观后，重臣不复为，率用常调庶官，比宫殿给使，请俸差优尔。朝廷既但以此为恩，故来者奔走府廷，殆与属吏无异矣。
国朝侍从官间有换武职者，盖唐袁滋故事，例皆换观察使。如李尚书维自承旨，李左丞衡自三司使，皆然。天圣间，陈康肃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，亦换宿州观察使，加检校司徒，知天雄军。陈不乐行，力辞。明肃后以只日御朝，而谕之曰：“天雄，朔方会府，敌人视守臣为轻重，非文武兼材不可。”陈不得已受命，自是加留后，遂建节。庆历中，陕西用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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