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此期为二十七年耆英换文中所约定）。广缙初即借词赖。其时英法在印度殖民地颇有争执，将开兵衅，不遑兼顾，用是搁者数月。迄是年年终，印局稍定，英人又来相嬲。广缙不得已，于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（其时距英人约定入城之期，正一月耳），携同督粮道柏贵、督标中军副将昆寿、洋务委员伍崇曜（伍为十三洋行行商之领袖）等，亲赴虎门，与英军司令官文翰交涉。（案其时英人既不许进城，故英官有事面商，亦不能在衙署相见，只可由总督以钦差大臣名义纡尊往就之，或在城外十三行行栈相见，或在远处之虎门及香港相见，亦不定，耆英任内，即已如此。）文翰于他事均肯通融，惟入城之期，坚以践约为言，不肯放松。云此举中外具瞻，有关英国颜面，倘虑华人滋事，愿派军队帮助弹压。又云如广东不接受此项交涉，当开兵轮前赴天津，质问北京政府，便道至上海南京，查看入城情形。种种恫吓，其意不止扰京津，兼欲截漕运，势甚汹汹。广缙计无所出，亟以六百里加紧驰奏清廷请旨。原奏中有「拒之过峻，难免激成事端，若止在广东滋扰，尚可竭力捍御，倘移舟江浙，则柔脆之民，势难堪其蹂躏，且茫茫巨浸，到处可通，恐沿 海难免风鹤之警。臣受恩深重，虽捐糜无所顾惜。惟值此经费支绌之时，再生枝节，上廑宵旰，为臣 子者，稍有天良，何敢出此？……一载以来，往返文件，当面辩论，实已智尽能索，若再由臣相机妥办，则依从排解，两有所难，实在情形如此，并非敢稍存推诿也。总之进城一事，本系前督臣耆英与之定约甚坚，亦难怪其哓渎」等语。清廷旋亦降旨，准予英人进城。略谓「天朝抚驭外夷，总以信义相待，彼国既重提进城之说，该督若再三阻止，反失含容之度，自宜酌量日期，暂令入城瞻仰。」其时君臣两方恇怯之情，活现纸上，而或有人大为广缙夸张。云其赴虎门之先，往别名琛，相约磋议无效，即炮轰英舰，誓与俱烬。濒行且将总督关防相授，名琛先不允接，其父志诜（名琛父志诜其时确系迎养在粤抚署内）自屏后出，命名琛接之。广缙抵虎门，登英舰，英官邀之入舱，而坐随行之柏贵、昆寿二人于舱外。广缙为英官指陈利害，英官敦迫再四，终执不可，声色俱厉。柏昆二人恐事决裂，欲入卫广缙，侍者阻之。昆寿盛气相向，侍者为辟易，卒入舱。时广缙方在座上，屈指数英人罪状，英官频作逊谢态。昆寿乃掖广缙出，英官急趋送之。广缙不顾，登舆而去云云。说者之一幕喜剧，虎虎有生气，方之郭令公之单骑见回纥，与宋寇准澶渊之盟，不是过之，此未免戾于事实者。
然而此役确有转机，及期英人软化，此不系于广缙之折冲得宜，而实赖国民外交之力。在广缙方面，毋宁谓出之意外者。维时国民外交之武器，厥有两点，其一，集中御侮。其二，停止贸易。前者绅士许祥光主之。自正月二十七日广缙由虎门回城之日，深知交涉无望。急速号召城厢内外居民，家各出壮丁一人至二三人，挨户注册。募集经费，添设各街巷栅栏，购买军械，给予壮丁，从事训练，作种种战时准备。旬日之间，得款七十余万两（值今之百余万元），国民兵十万七千余人。后者，行商伍崇曜主之。由伍传集各行商之向与外洋贸易者，一律暂行歇业。所有外洋来货，概不为之销售。不特英国存货，不堪折阅。即法、美、西班牙等国，亦并受其影响，群咎英官之措施失当，致将货物开列清单，交英领颜吐礼收存，责令赔偿损失，英方为之大窘。而香港兵力，实仅有二千七百余人。裙带路（香港附近之地名）一带土匪众多，伺隙思逞。港兵一有移动，后路尤为可虑。许、伍等以粤绅名义，正式送达公函于英军司令官文翰，陈说利害，洋洋数千言，其中握要语，有云「二十一年之结怨构兵，贵国有激而成，所关者大，实出于不得已。今为此小节而轻动干戈，若止以现在香港二三千之众，而抗全城数百万之人，则众寡不敌。若遽调各港之兵，且科众商之饷，则因小失大，虽愚者亦不肯为。况匪徒觊觎已久，动借公愤为名，万一酿成焚烧洋楼之事，殃及各国远人，玉石不分，咎将谁诿？甚或变生肘腋，至有黄竹岐、赤柱之事，皆在意中也。如以为他处滋扰，可以挟制广东，准其入城。不知城在广东，万民不愿，无论在何处千方百计，而广东之百姓，总断不能行也。」其词斩钉截铁。且将恫吓之点为之道破。英方伎俩，已无可施。是以文翰原定四月十三日驾驶兵舰，开进省河，相机进城，临时中止。并于十四日张贴告示，晓谕英商，谓现已罢议进城，大家安心贸易。又登载报章，遍告各国，仍求照旧通商。一面照会广缙，请求谕知行商，早日复业，饬属切实保护洋商。于是一场风波顿归平息。英人变计如是之速者，纯持国民外交之力为多。而广缙探悉民隐，又亟亟具奏清廷，谓进城之议，万不能从，至再至三言之，若天花乱坠，不顾其前言之自相矛盾，最为可笑。且云人民及行商等计画，皆彼之指示，尤属贪叨无耻。清道光帝，人本浑厚，以喜讯之出于意外，遂不加察，大为赞许。朱批有云：「远胜十万之师，皆卿胸中之锦绣，斡国之良谋，嘉悦之怀，笔难尽述」，寻又明降谕旨，褒扬备至，并及名琛。锡封广缙子爵，名琛男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