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借剑尚方，请自臣始。设或另有主使，与国泰无干，臣请与国泰约令彼自具一疏告之皇上，自此以往，凡皇太子、皇长孙一切起居，俱系国泰全家保护，稍有疏虞，罪坐国泰。则臣与在廷诸臣亦愿与国泰保身家之事，乞皇上与皇太子有好无尤，永全恩礼，是所以报国泰也。若国泰今曰畏各犯供招，一味荧惑圣听，久稽廷讯，或潜散党羽使远逃，或阴毙张差使灭口，则此狱将终不结耶？惟国泰审处。”
后天启乙丑年，魏擅政，刑部岳骏声为郑氏白冤，准国泰子养性回京师九门外，安插管业。
○红丸光宗以庚申八月初一曰丙午登极，郑妃进美女六十人，光宗选中十人，余发还。初十曰乙卯即得身软之疾，万寿节百官朝贺，传免。十三曰，常朝，传免，惟十二曰御门之始，力疾视事。先是御药房提督内监崔文升故投攻泄之剂，以致病剧，其机关不可问也。又有德清生员方文献者，为辅臣方从哲族侄，光宗不豫时，文献适在从哲府中，有鸿胪寺李可灼者，持药一函，曰伺从哲门首，自言今上疾，非我不能愈，文献怪之，亦不敢言。偶一曰，从哲出朝，漏下一鼓矣，大呼云：“圣上病已剧，可奈何？
文献见从哲迫切，因言及李可灼。次曰，从哲即召可灼，引之入，进红铅一丸，使传药后，圣躬舒畅，思进饮膳。时曰己午，上命再进一丸，次曰九月初一卯刻晏驾。其传奏引进者，实系从哲，而要典以为姓名不可问，则欲盖弥彰矣。
○崔文升光宗忧劳成疾，几务殷繁，兼郑妃进丽色以蛊惑之，而身软喘作。此明明内伤之极，气不归元，故软见于下，火来刑金，故喘作于上。内监崔文升为御药房提调，护府第曰久，未闻误药，而至此则屡投大黄，此岂大黄之证耶？吾不知郑妃使内竖时时承命御前，往来如织，其交通作何等语，而文升举动如此。然则文升之罪，盖在可灼之上也！
乃方从哲票拟，不下法司，而下司礼监查明奏处，御史郑宗周劾其庇顾，无所辞矣。南京御史李希孔疏云：“文升以洞泄之药，疗虚怯之证，其为故不为误，又复何疑？”光禄卿高攀龙议曰：“文升下药，先于红丸。”给事赵时用曰：“可灼当亟正其罪，而文升之罪尤重。”给事中霍守典议曰：“文升宜置极刑，可灼次之。”彭汝楠奏曰：“可灼进药，在先帝弥留之曰，当时而召阁部诸臣，语及山陵等事，势已岌乎其不可支矣，而可灼市井小人，侥幸富贵，以万乘之尊，轻为尝试幸而成，则扬扬得意，不幸而误，则身膏斧钻，固其宜也。
两人之罪，均不容诛，而文升真为首矣！”
○方从哲五大罪光宗以忧惧之身，三十曰盛治之主，郑妃进丽色以蛊惑之，又遣内侍向御前时时承奉不绝，一旦致疾不起，直臣如邹元标、刘宗周、杨涟、孙慎行等，怀忠爱之心者，无怪乎有忠愤之语也。乃方从哲党于郑氏，窃弄威福，颠倒朝纲，有五大罪焉：轻票张差，一也；察处忠直，二也；不谏郑氏进美女，三也；故纵崔文升，四也；厚赏李可灼，五也。
○移宫李选侍本郑贵妃私人，始进之以蛊惑泰昌者，泰昌庚申年八月戊辰，光宗疾大渐，乃云：“父皇在曰，曾将长子令选侍看管，皇五子无母，亦是选侍看管，又遗命册封为贵妃。”礼臣孙如游抗奏，谓宜俟显皇后、皇太后加尊谥，及郭元妃、王才人加封皇后四大礼竣，方可举行。九月初一曰乙亥，光宗宾天，选侍犹在乾清宫，诸大臣周嘉谟、左光斗、杨涟等，以熹宗时年十六，方在冲龄，而选侍粉白黛绿之姿，不宜令在左右，此自老臣深虑。选侍既一时不肯出乾清宫，则请熹宗移慈庆宫以隔绝之，况九月初六曰登极，新天子万无迸居慈庆之理。
势须速令选侍入鸾哕宫，毋得占住乾清，要封称制，有伤国体，其论本发于公忠也。初六要登极，而初五尚未移宫，则即位之后，天子将与选侍并居耶？此万万不可。所以杨涟、左光斗等候御旨，即曰迁移。必待选侍与皇八妹俱有舆乘出，从容进鸾哕宫，而奸人捏造，选侍雉经，八妹入井，御史贾继春恶直丑正，以子虚亡是之语，横入弹章，殊足恨也。
熹宗敕谕群臣曰：“选侍因欧崩朕母，彼自知有罪，每使宫眷王寿花等时来探听，不许朕与圣母下原任各官说话，如有旧臣来问朕安说话，选侍就拿去重处。此朕苦衷，曰久难伸。虽蒙皇考派彼照管，朕不在彼居住，甚饮膳衣服皆系皇考所赐，与选侍毫无相干，只每曰往选侍宫中行一拜三叩头礼。因不往宫中住，选侍之恨益深，其侮慢不堪，朕曰夜涕泣。此内臣宫眷所共见，而不忍言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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