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r> 以钟鸣漏尽之岁，作此寡廉鲜耻之文，宜朱竹太史读之目张，以为讲学者不意贡谀若是也。黄宗羲著《明儒学案》，其《凡例》云：“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，独于理学，前代之所不及。”鸣乎！若若水者，前代理学家诚不多觏矣。
◎狩于河阳刘知几《史通。惑经篇》曰：“狄实灭卫，因桓耻而不书；河阳召王，成文美而称狩。”浚师按：《春秋。僖二十八年》“天王狩于河阳”，传曰：“是会也，晋侯召王，以诸侯见，且使王狩。仲尼曰：”以臣召君，不可以训。‘故书曰’天王狩于河阳‘，言非其地也，且明德也。“杜注：”隐其召君之阙，欲以明晋之功德。河阳之狩，赵盾之弑，泄冶之罪，皆违凡变例，以起大义危疑之理，故特称仲尼以明之。“苏氏曰：”明晋侯之德，没其召君，书天子之狩，显其失地，便是褒诸侯、贬天子。所以然者，此亦假其失地之文，欲明王狩所在，非实贬也。若隐其召君，则全没不书，于义为可。必书天王非地之狩者，若全没其文，无以明晋侯尊崇天子之德，故书天子出狩，诸侯往朝。“苏氏之意，与杜氏同。特两家所论，尚有不尽当者。周室既衰，天子微弱，晋文帅九国之师，力图霸业，不合诸侯，不足以取威，不尊天子，不足以正名。其不欲朝周者，非自嫌强大而不敢也，九国聚会于温，设声言朝周，一国不从，便损威重。莫若讽王出狩，以君就臣，遂使各国有不得不朝之势，显示以名义之正，而阴逞其威胁之私。左氏谓非其地，而又继之以明德一语者，盖讽王出狩，而自明其朝王之功德。若曰仲尼既讳为天王狩河阳矣，此而明正其非，不几失夫子修《春秋》之旨乎？故曰”非其地也，且明德也“，委婉其辞，褒贬自见。杜氏明晋之功德，与苏氏明晋侯尊崇天子之德，皆不能体会入微也。黄东发引木讷之言，以为河阳之狩非晋文召王，则举三传皆不足信矣。桓谭《新语》：”秦始皇见周室失统，自以当保有九州，见万民碌碌，犹群羊聚猪，皆可以竿而驱之。“襄王之世，非东周以后可比。而齐、鲁、宋、蔡、陈、郑各国，又非晋文所可竿而驱之者，不得已而作挟天子令诸侯之举。河阳一出，有以知晋文之用心矣。善乎伊川先生之言，曰：”晋文公欲率诸侯以朝王，正也。惧其不能，故谲以行之，召王以就焉。人独见其召王之非，而不见其欲朝之本心，是以谲而掩其正也。“
◎烈风雷雨弗迷“纳于大麓”，孔安国传：“麓，录也，纳舜使大录万机之政，阴阳和，风雨时，各以其节，不有迷错愆伏。明舜之德合于天。”东坡先生《书传》云：“‘烈风雷雨弗迷’，是天有烈风雷雨，而舜弗迷也。今乃以为阴阳和、风雨时，逆其文矣。”浚师按：孔传阴阳和，风雨时，正以各有其节，故无烈风雷雨之迷错愆伏耳。东坡信《史记》，又截去“各以其节”二语，便觉孔传所说不圆。安国盖本《孔丛子》孔子答宰我之间，杨升庵《笔记》采之。升庵曰：“今以大麓为山麓，是尧纳舜于荒险之地，而以狂风霹雳试其命，何异于茅山道士之斗法哉？”语谑而虐，其意在驳蔡沈集传，不知蔡沈实从司马公、东坡先生来也。
◎吴侍郎奏疏同治甲子秋七月，克复江宁。捷至，霍山吴公有《请加敬惧持以恒永》一疏，得旨嘉奖，并发交弘德殿，俾资省览。一时传抄疏稿，几于纸贵。录其原疏云：户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右侍郎臣吴廷栋跪奏：窃臣恭读本月初三日奉上谕：自古君臣安不忘危，治不忘乱等因，钦此！方今江宁克复，元凶授首，四方指日荡平。普天臣民，同深庆幸。乃圣心犹戒慎恐惧，不自满假。谆戒统兵大臣、督、抚等，及内外大小臣工，慎始图终，无荒无怠。此诚四海臣民万世无疆之福也。而臣窃有虑焉。万方之治乱在朝政，百工之敬肆视君心。事不贵文，贵其实。下不从令，从其所好。敬为皇太后、皇上陈之：夫治乱决于敬肆，敬肆根于喜惧。从古功成志遂，人主喜心一生，而骄心已伏，宦寺即有乘此喜而贡其谄媚者矣，左右即有因此喜而肆其蒙蔽者矣，容悦之臣即有迎此喜而工其谀佞者矣，屏逐之奸即有窥此喜而巧其夤缘者矣。谄媚贡则柄暗窃，蒙蔽肆则权下移，谀佞工则主志惑，夤缘巧则宵小升。于是受蛊惑，塞聪明，恶忠说，远老成。从前戒惧之念，一喜败之；此后肆侈之行，一喜开之。方且矜予智、乐莫违、逞独断、快从容，一人肆之于上，群小煽之于下，流毒苍生，遗祸社稷，稽诸册史，后先一辙。推原其端，只因一念之由喜入骄而已。军兴以来，十余省亿万生灵惨遭锋镝，即倡乱之民，莫非朝廷赤子，大兵所加，尽被诛夷。皇太后、皇上体上天好生之心，必有哀矜而不忍喜者。使万几之余，或有一念之肆，虽纶音告戒，而群臣第奉为故事，多方且视为具文，积习相沿，徒为粉饰；将仍安于怠惰废纵矣。是非坚定刻苦，持之以恒，积数十年之恭俭敬养，有未易培国脉、复元气者矣。夫上行下必效，内治则外安。其道莫大于敬，其几必始于惧。惧天节无常，则不敢恃天；惧民情可畏，则不敢玩民；惧柄暗窃，则谄媚必斥；惧权下移；则蒙蔽必照；惧志易荡，则谀佞必远；惧邪易侵，则夤缘必绝。凡此，皆本于一心之敬。盖惧在敬之始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