觞诸侯于范台，鲁君择言而进，所以致敬爱、陈忠告之谊也。唐初赠人始以序名，作者亦众。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，其文冠绝前后作者。苏明允之考名序，故苏氏讳序，或曰引，或曰说，今悉依其体，编之于此。
诏令类者，原于《尚书》之誓、诰。周之衰也，文诰犹存，昭王制，肃强侯，所以悦人心而胜于三军之众，犹有赖焉。秦最无道，而辞则伟。汉至文、景，意与辞俱美矣，后世无以逮之。光武以降，人主虽有善意，而辞气何其衰薄也！檄令皆谕下之辞，韩退之《鳄鱼文》，檄令类也，故悉傅之。
传状类者，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。刘先生云：“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，史官职之。文士作传，凡为圬者、种树之流而已。其人既稍显，即不当为之传，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。”余谓先生之言是也。虽然，古之国史立传，不甚拘品位，所纪事犹详。又《实录》书人臣卒，必撮序其平生贤否。今《实录》不纪臣下之事，史馆凡仕非赐谥及死事者，不得为传。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赐谥，然则史之传者亦无几矣。余录古传状之文，并纪兹义，使后之文士得择之。昌黎《毛颖传》嬉戏之文，其体传也，故亦附焉。
碑志类者，其体本于《诗》，歌颂功德，其用施于金石。周之时，有石鼓刻文，秦刻石于巡狩所经过，汉人作碑文，又加以序。序之体，盖秦刻琅邪具之矣。茅顺甫讥韩文公碑序异史迁，此非知言。金石之文，自与史家异体。如文公作文，岂必以效司马氏为工耶？志者，识也，或立石墓上，或埋之圹中，古人皆曰志。为之铭者，所以识之之辞也。然恐人观之不详，故又为序。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、曰表，埋乃曰志。及分志、铭二之，独呼前序曰志者，皆失其义。盖自欧阳公不能辨矣。墓志文录者尤多，今别为下编。
杂记类者，亦碑文之属。碑主于称颂功德，记则所纪大小事殊，取义各异，故有作序与铭诗全用碑文体者，又有为纪事而不以刻石者。柳子厚纪事小文，或谓之序，然实记之类也。
箴铭类者，三代以来有其体矣。圣贤所以自戒警之义，其辞尤质而意尤深。若张子作《西铭》，岂独其理之美耶？其文固未易几也。
颂赞类者，亦《诗。颂》之流，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。
辞赋类者，《风》《雅》之变体也。楚人最工为之。盖非独屈子而已。余尝谓《渔父》及《楚人以弋说》襄王、宋玉《对王问遗行》，皆设辞无事，实皆辞赋类耳。太史公、刘子政不辨而以事载之，盖非是。辞赋固当有韵，然古人亦有无韵者，以义在托讽，亦谓之赋耳。汉世校书有辞赋略，其所列者甚当。昭明太子《文选》分体碎杂，其立名多可笑者。后之编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，余今编辞赋，一以汉略为法。古文不取六朝人，恶其靡也，独辞赋则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。惟齐梁以下则辞益俳而气益卑，故不录也。
哀祭类者，《诗》有《颂》，《风》有《黄鸟》、《二子乘舟》，皆其原也。楚人之辞至工，后世惟退之、介甫而已。
凡文之体类十三，而所以为文者八，曰：神、理、气、味、格、律、声、色。神、理、气、味者，文之精也。格、律、声、色者，文之粗也。然苟舍其粗，则精者亦胡以寓焉？学者之于古人，必始而遇其粗，中而遇其精，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。文士之效法古人，莫善于退之。尽变古人之形貌，虽有摹拟，不可得而寻其迹也。其他，虽工于学古，而迹不能忘，扬子云、柳子厚于斯盖尤甚焉，以其形貌之过于似古人也。而遽摈之，谓不足与于文章之事，则过矣。然遂谓非学者之一病，则不可也。
◎阳童阴童童，未冠者之称，女子在室亦曰童子。颛顼子号老童。《礼杂记》：“于殇，称阳童某甫，不名神也。”阳童谓庶殇，宗子则曰阴童。见郑《注》。
◎存存元冯山人号存存，本朝亦有李存存。
◎州妄语王元美《卮言》云：“得姓之贵者，无过于我朱及刘、李、赵也。明朱姓自高祖于今十三帝矣，真王代传，前后不下四百，郡王将二十倍之矣。又有闰帝，则梁太祖父子也。”浚师按：明高定鼎后，撰《朱氏碑记》，叙述本支高曾以前无考者，悉付阙如。此盖帝王之有真识见处，不似李唐之冒认玄玄皇帝为始祖也。元美以梁氏父子比明高得姓之贵，将欲明高与乱臣贼子作同宗乎？可为谬妄。
◎冶溪故里吟先六世祖公衍府君讳（景蕃），避明末兵乱，于顺治八年迁居定远县西乡炉桥镇，遂家焉。二百余年聚族而居，今已七八传矣。咸丰癸丑，粤匪陷皖，淮北土匪蜂起，吾乡屋庐田产，荡焉无存。子箴兄官南韶连道时，曾作《冶溪故里吟》，兹择录五十三首，逐句注释，付臻哲、臻喜两儿收之。缅祖宗缔造之难，阅人世沧桑之变，且以验物情、纪服食，抚今追昔，感慨系之，可当一编周处《风土记》读也。诗曰：“铸铁熔金事有无，传闻故老定非诬。曲阳古治今雄镇，漫把南炉较北炉（原注：吾乡为北炉桥，炉塘寺为南炉桥，相传皆魏武铸军器地）。鳞鳞千傍肥河，清洛西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