救，不得谓非怪事。或李慈铭所记，不无溢恶耶。（赵之谦为李素深嫉恶，故与如松相提并论。）江氏于李如松事亦及之，谓“家父尝闻诸张蔼乡，与莼客说小异。李字卓峰，倭门弟子也。家有婢，父与通，李知而逐之，父因缢死。同门闻其变，咸诣李迫其自尽，许为经纪家事，此尚不失为理学，李死而讲学之风为之稍戢。”此亦一说，与李慈铭当时所记颇有出入，一并录存，以待更考。
其记李用清、李嘉乐事云：“李菊圃为阎朝邑所举，其署黔抚，唯知禁人宴会及衣绸缎，廉而不知为政。或以其名作联云：‘形如土偶浑无用，心似污泥总不清。’复以四字题之曰：‘井上有李。’可谓谑矣。其后署山西布政使，与江西布政使李嘉乐同奉旨来京另候简用，朝邑遂奏疆臣劾去大员私图自便，盖宪之亦朝邑所保荐也。上谕有去：‘封疆大吏系朝廷特简，凡用人行政，必须授以事权，方资治理。至考察属吏，耳目至近，若督抚密考，不谋而合，自出公论，岂能仅凭阎敬铭一人之见，经其保荐，不进不止，他人遂不得更置一词者，此风何可长。’闻宪之虽性啬而褊，居官亦尚廉洁，殆亦菊圃之流，故为朝邑所激赏也。”按：二李之罢暨阎敬铭疏争而受申饬，事在光绪十四年戊子。时李用清署陕西布政使，非山西也。
是年三月二十五日谕二李均来京另候简用，阎氏意必赣抚德馨、陕抚叶伯英年终密考所中伤，恚而抗疏争之。四月初二日奉谕：“阎敬铭奏疆臣劾去大员私图自便一折，据称江西布政使李嘉乐，署陕西布政使李用清，为近时藩司之最。现经谕令来京另候简用，或系德馨伯英年终密考，淆乱黑白，颠倒是非等语。各省司道府等官，能否称职，向由该督抚于年终出具密考，以备酌量黜陟。其有治绩平常或人地不宜者，藩臬大员特饬来京候简，原冀掩其未著之愆，更策将来之效，正朝廷取材宥过之深心。即如此次李嘉乐，经曾国荃奏称，再加宽宏正大，化其褊急，方为有用之才。德馨奏称，性情喜刻，办事偏执，难膺重任。李用清经谭钟麟奏称，性情坚僻，用人行政，固执己见，与同寅未能和衷，以致官民交谑，上下情睽，于此地不甚相宜，叶伯英奏称，性情褊急，遇事诸多操切，必须随时训迪，方免贻误等语。是该藩司等考语，督抚所奏大略相同。封疆大吏，系朝廷特简，凡用人行政，必须授以事权，方资治理。至考察属吏，耳目最近，若督抚密考，不谋而合，自出公论，岂能仅凭阎敬铭一人之见，一似经其保荐不进不止，他人不得更置一词者，此风何可长耶。况用舍大权，操之自上，一切举措，亦不尽以督抚之言为凭。阎敬铭曾在军机处当差，岂不知悉，何此奏私心揣测，竟专指为德馨、叶伯英之密考，尤属非是。原折著掷还。”督抚之考语如此，宜二李难安于位。惟语虽相合，未必不谋耳。此论可谓声色俱厉，不为端揆重臣稍留面子，足征阎氏帘眷之衰。阎于光绪八年壬午征拜户部尚书，倚以理财，继遂入直枢垣，晋赞纶扉，眷遇优隆，著于一时。后以孝钦习于奢纵，浮费滋多，阎每有所争持，致为孝钦所不喜。阎乃引疾解枢务，惟以大学士管理户部，嗣屡请开缺未许。此折之上，时犹在赏假之中，自奉此谕，益觉凛乎其不可留，复累疏乞休，是年七月遂奉谕旨矣。（予告温谕，似犹念其劳勚，卒后则恤典甚薄。）张之洞是年五月（时督两广，朝中有嫉之者）与阎书有云：“台端为二李事抗疏力争，事虽未能挽回，然忠忱谠论昭垂天壤，良深钦佩。嗟乎，世间不平事岂独二李哉！此洞所以夙夜愧疚而亟求引去者也。临书三叹，时局如此，甚愿吾师强起维持正气耳。”张与阎投分颇深，亦重二李也。二李均以廉俭著称，用清声望尤高。翁同龢亦甚许其人，日记中屡及之。如同治七年戊辰三月二十四云：“见李菊圃（用清），目光炯炯，他日当贵，笔下亦佳。”十一年壬申三月五日云：“李菊圃来，谈读书之法，实体之于身，乃为有用，徒读经济书以为有用者，末也。其言切实，菊圃近来笃志理学，甚有识力，不得仅以文士目之矣。 “
光绪五年己卯四月二十日云：“李菊圃由山右来，盖一年查振，只身跨驴，辛苦特甚，可敬可敬。”十二年丙戌八月四日云：“李菊圃来，蔼然仁人哉。”十四年戊子三月二十五日云：“陕藩李用清，赣藩李嘉乐，皆另简。两李皆贤者，而不容于时，何也？”于二李之罢，亦致惋惜。李慈铭则甚恶用清，其《荀学斋日记》庚集上光绪十一年乙酉六月十三日，录贵州布政使李用清开缺来京另候简用之谕，注其下云：“李用清，山西平定州人，乙丑翰林，文字拙陋，一无才能，惟耐苦恶衣食，捷足善走，盖生长僻县，世为农氓，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。而都中人如李鸿藻、崇绮、张之洞等，皆力延誉之，以为圣人复出。其实尺八骽捷足鬼之流，在《宣和遗事》中亦为劣驷，本非圣门所尚也。张树声素附名士为捷径，及任桂抚，遂奏请差委。用清实热中，且望得朝官清要，不乐赴广西。既奉旨发往，过天津乞合肥为疏留。合肥不许，乃赴桂。而树声已移抚广东，旋督两广，皆携之幕府，荐剡日至，遂擢惠州知府。不二年骤至贵州布政使，署巡抚。所至惟禁酒食宴会，以敝衣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