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约章折服外人，间为余述经主事实，多可惊喜，足使听者忘倦。余尝怂恿劭吾一一笔之于书，劭吾以为有待也。至今年而是书始脱稿，介弟西甫持示余，题曰《宦游偶记》。其记开州事，皆余曩日所饫闻，他为余未及知者，又若干事。事之可惊喜如治开时。
西甫调余宜有序，余亦自调余宜有序，且宜序是书者莫先于余。余使黔时，所识士夫数十百人，最心折者惟劭吾与王君采臣。丙申、丁酉间，三人者数相过从，纵论时事，欷歔太息，有积薪厝火之惧。旁观讥笑，见调无病呻吟，劭吾则曰：‘病深矣，奈何言无病？’由今思之，然乎否耶。余固深喜是书之传世，如吾曩时所期，而又深叹劭吾有医国之术，而不使竟其用，卒使我国有不可救药之一日。而劭吾是书遂等诸前朝之轶事，可悲也已。丁巳各日，严修谨序。”张氏清季以大理寺寺丞供差北洋淮军银钱所，选授贵州开州（民国初年改为紫江县，嗣又改为开阳县）知州，调署婺川县知县，嗣开缺归知府班，充厘金总局提调。复任黎平府（民国裁府，改为黎平县）知府，均有声。上卷所记，均宦黔时事，后以道员改发江苏，充厘捐总局总办、皖岸盐务督销局总办，著绩效，以善理财政名。后遂加四品卿衔简充湖南正监理官，因故不安于位，度支部复委其整顿淮南盐务（在扬州创设淮南盐政公所，旋总办扬子淮盐总栈），更有成绩。值辛亥鼎革而去。下卷所记，均宦苏后事，民国元年辞安徽财政司长，亦及之，又附记密查云贵总督案（录民国二年北京《国是报》，宦黔时事也）
于卷末。此书足考清季史迹，尤以关乎财政者为要，摘录数则，用资扬搉。
咸丰军兴，创办厘金以济兵饷，后乃成为弊薮。本书卷上辞安顺府厘捐云：“丁酉暮春，呈请开缺归知府班（前在北洋，文忠公奏保得缺后以知府前先补用）。将乞归，适黄冈王公毓藻由川藩擢黔抚，二十年前在京相识，非有交也，至是相见，益契洽。不任去，委办安顺府厘捐，访诸曾办此差者，云优差也。余曰：‘薪水月六十五金，优于何有？’曰：“此岂恃薪水耶，凡纳捐由行户经办，货百石或完五六十石、七八十石不等，余则缴费放行。’余曰：‘不畏人知耶？’曰：‘其他有韩胥者，行户多与交，韩胥请求每百石完捐若干石，以棉纱、鸦片为大宗。如每石完八两者，其不填票之货，每石缴费三两，无须报解，提五厘给韩胥津贴，韩胥利其获，从不泄诸人也。 ’（此君仅晤一二次，而直言不讳，亦可见以舞弊为常事矣。）
余闻之不禁汗下（政界所入，往往失之易，况卖放耶，何以遗子孙）。翌晨谒巡抚辞差，且言无论何处厘差，皆不敢奉委。王公诘之，余曰：‘从未办此，恐贻误耳。’王公曰：‘能任地方，反不能任厘差耶？’余曰：‘地方官虽虑为书役所蒙，然尚能自主；厘差分卡多司丁众，相信既寡，保无为所累耶？’王公曰：‘厘差有弊不愿任耳？’余曰：‘厘差月薪数十金，而名调剂优差，是纵之舞弊也，断不敢任。’王公曰：‘君所见甚大，容与藩司商之。’比谒藩司邵公积诚，述如王公问答之言，而辞益坚。邵公曰：‘求厘差者多矣，君何辞焉？’余曰：‘求者既多，何不可辞之有？’邵公曰：‘如以厘差有弊，君不舞弊，不更佳乎？’余曰：‘一人不舞弊，本局及邻局员司无不疾亲〔视〕之，是处危地也，是尚可一朝居耶？’（总局无主持者，外局何能办。）邵公曰：‘君亦效他人所为竣差竣以所得归诸公，有何不可？’余曰：‘蹈常习故，非心所安；倘有变端，安能自白？’反复言之，迄未允。次日复固辞，邵公曰：‘既声明全省厘差皆不就，知府班只善后厘金城防三提调，皆瘠甚，奈何？’余曰：‘优瘠非所计也。’邵公曰：‘是三差皆有人，一时无可委。’余曰：‘既请开缺，岂尚觊他人之差。’邵公乃陈诸巡抚，改委王君德昌赴安顺。 ”此述贵州厘金之积弊，妙在大吏即名弊薮为调剂优差，盖他省亦比比皆然，其习焉而不知其非也久矣。
张氏旋任厘金总局提调。同卷《整顿贵州厘金》云：“贵州厘金，藩司主政，臬道会衔，提调驻局办事。丁酉六月，余奉委提调。先是，余声明不任厘差，总局则董其成，不自收捐也。巡抚王公曰：‘藩司首府均言贵州厘金整顿已无余地，不能有起色也，君调若何？’余曰：‘收成不歉，用人必公，赏罚精严，仍无起色，提调之过也。’王公曰：‘任君所为，应定何章为善？’余曰：‘章程固善，患不能行耳。增收奖赏之章，早经停止，不可不复，薪水亦应酌增。’王公曰：‘可照办。’余曰：‘厘金系藩司主政，俟往商之。’乃谒藩司邵公，详陈是说。邵公曰：‘定功过，严赏罚，不循情，均可照办；奖赏增薪，应从缓酌定。’余友复陈说，邵公终以缓商为词，余乃语王公曰：‘操之过急，恐生意见，惟有渐以行之。’乃申明约束，通行各分局。三阅月后收数有增。王公曰：‘已效矣。’余曰：‘此小效耳。’王公曰：‘尚有大效乎？应若何办？’余曰：‘欲取之，必先与之，用人之力，应恤其私。藩司惜费，不遽允增薪提赏，其实增薪所费无几，而可安办事人之心；增收提赏并无所费，而可收其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