荀卿、贾谊、司马迁、刘向、扬雄以来，未有过之者焉。夫所贵乎文者，非独声音采色之极其工，使人不能有加也。其得于中者，有至有不至；其发于外焉，无不肖之以出。凡勉强而伪为之者，皆不肖夫其中者也。故眉山苏氏之论，以为‘辞至于能达而文不可胜用’。虽孟韩之文，要于能达而止，然其所以能达者何在，吾不可不熟思而慎取之也。文至唐季五代，其气苶累而不能举。北宋诸子，矫而振之。其尤显者，庐陵之欧，临川之王，并南丰曾氏而为三焉。大抵浸润六经以出之，而曾氏最为无颣。夫文非可以徒作也，六经言道之祖，诸子时或叛而去之。扬雄、王通，无其道而强饰经言，其貌得，其实丧，学者卒莫之贵焉。曾氏之学，湛深经术，于道粹然，故其发之文者，湛深而精纯，往复而多不尽之致，汪洋自恣，与道大适。其于孟韩，将殊途而同归也。近世言文者，诋方苞而进胡天游。天游于文初无所得，其外虽张为怪险，而中实寒馁，气塞滞而不流，譬诸画鬼者欺人以所不见，工拙不足论也。方氏渐渍经术者深，不烦涂雕，自然雅洁，粹乎儒者之言。姬传修饬之功，诚自有得于古人，然举唐宋以来觉裕恢博之气象，一变而为促狭，读其文者，如游穷岩绝壑，目隘而心不舒。视方氏未知何如，要其去韩欧远甚。近代文家，曾文正才力豪纵，恃其骏足。一往奔放，时或轶出法度之外，然未尝与道不相准。盖其辞伟以辩，而其气沛焉能达，古之立言者类如是，宁独孟韩云尔哉！”曾国藩探源汉之扬马以学韩愈，力造雄奇瑰伟之境，以矫桐城缓懦之失。而镇珩则取径宋之欧曾以学韩愈，务为坦荡浩落以出，一洗湘乡茁轧之语；涵蓄宏深，发挥盛大。义宁陈三立治古文有名，而镇珩与言：“近代作者，最难得优游宽博气象。”三立以为然，曰：“愿与吾子共勉之矣。”镇珩推本其意以为骈文，亦不涂泽，不使事，放言落纸，气韵天成。湘乡张怕纯妇何氏能诗，为序其集，有曰：“关河晓别，良人万里。”善化瞿鸿禨读之，激赏曰：“真六朝人语也。”所作如《漂母祠碑》、《吊春申君文》、《吊吴越钱武肃王文》、《吊罗昭谏文》、《屈贾合集序》、《游兰亭记》，浮藻既湔，古艳自生。与王闿运同时而不同格，同其散朗，异其弘润，标致不如，而意度过之。盖闿运取径徐陵以出入潘岳、陆衡，而镇珩则脱胎范晔以参随曹植、孔融也。自言：“初学唐四杰及李义山，志在流丽而已，往往混入袁吴一派。至作《吊钱武肃王文》，始专为魏晋人体。”诗亦肆意有作，务为优游宽博，盘硬而不入于生涩，疏宕而不落于浅俗，不为曾国藩之生奡排宕以学昌黎、山谷，亦不同王闿运之华藻丽密以追士衡、康乐，只是学杜而得其跌宕昭彰尔。性勤恪，一息不肯以自懈；而受人之托，必为尽心。瞿鸿禨以光绪十九年督浙江学政，延校文。之杭州，舍馆甫定，鸿禨示所取优贡卷，颇不慊镇珩意，即捉笔改首次二名陈生、王生卷，涂乙几尽。鸿禨大服。学政署西有亭曰定香亭，故学政阮元建也。鸿禨新葺而为之记，使人持示，且贻书谓：“昔人诗云：‘平生风义兼师友’，乞痛绳削，如改诸生之卷，惟恐其不多耳。”镇珩如旨。明日，鸿禨诣谢曰：“记劳点窜，惟以阮文达自比，殊愧其僭。”镇珩笑曰：“文达非有丰功盛德可比迹古贤，徒以文采风流烜耀一时而已。公以自比，吾犹为公羞之，奈何反疑其僭乎？”鸿禨默然。顾性实乐易，见人一技之善，必广为延誉，如不容口。尝主澧州之渔浦书院，病目已久，而白昼篝灯，据案校诸生课文，劣者，案左，不列等，佳者右而给奖。一生狙伺肘后，见己卷之左也，掣而杂之未阅卷内，寻阅而又左之，再掣之，如是者三。于是搓眼起立大呼曰：“此宁科场，吾校文亦有鬼神瞰督耶？”诸生传以为笑，而无不叹其校阅之矢慎矢勤为不可及。湖南学政以“博通古今，孤介绝俗”荐于朝。授官训导，部选缺，不赴。至宣统时，征为礼学馆顾问，亦不起也。独杜户摈人事，发愤著《六典通考》一书，以谓：“文墨俗生，往往掎摭汉儒章句，穿凿立异，谓之经学。耳食者因而惊宠之。其实庸猥下材，无足置齿论。夫士当为国家设施耳，区区操简牍，注一经，安足贵乎？尝论古先哲王经世之法，莫善于礼；礼之体用灿备，莫具于《周官》之书。曾子固盛引唐六典以为得《周官》精意，而明太祖因时立政，革中书省，重六尚书之权，几欲复周人设官之旧，相沿至今，遂莫之废。盖六经，圣人经世之书，其言无一不与道俱者也。汉以后诸君，于道或合或离，然即其行事得失，可以推见当时之治乱，而二三坠典遗文赖史家纪载以存者，未尝不与经训相表里，孔子所谓百世可知也。往览秦氏《五礼通考》，伟其通博，亦颇疑其征引丛杂，骈拇枝指，旁见歧出，观者不无惝恍而失所守。且五礼者，于六典仅一端，而不足以赅其全，欲以汇集睹记，别次为书，读史有得，随事著录。积十三年，成《六典通考》，凡二百卷。自以谓于先王之大经大法，究悉原委，蕲于匡补杜、马二《通》及秦蕙田《五礼通考》之书，而于世道之治乱兴废有补焉。昔曾国藩作二圣哲画像记，谓：‘先王之道，所以修己治人，经纬万汇者，曰礼而已。辨后世因革之要，而欲周览世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