君以袁某何如人哉！”顾以隶荣禄久，心惮之，不即发也。荣禄则微有闻，驰使询。世凯猝不得隐，则以归诚于荣禄。荣禄者，太后之母族也，以大学士出为直隶总督而柄兵居外，所部武卫军，分隶提督董福祥、聂士成及世凯。即闻世凯之言，而以告太后，太后怒，而德宗知事急，又以初五日召见世凯。世凯出语人曰：“皇上责我以练兵，敢不奉召，他非我所知也。”顾林旭自始不以用世凯为然，以小诗代简示嗣同曰：“伏蒲泣血知何用，慷慨几曾报主恩。愿为公歌千里草，本初健者莫轻言。“千里草”影董字，“本初”影袁姓。盖谓用袁世凯，不如用董福祥也。明日，梁启超方造嗣同，有所议，而太后垂帘训政，抄捕康有为南海馆之报至。嗣同从容语曰：“吾惟一死以报知己，君盍入日本使馆，谒伊藤氏以营救康先生？”启超则以是夕宿日本使馆，而嗣同杜门以待，捕者不至。则以次日之晨访启超，劝东游。日使从旁讽曰：“不如君偕。”嗣同不可，再三强之。嗣同曰：“各国变法，无不流血。今中国未有以变法而流血者，此国之所以不竞也。有之，请自嗣同始！”因顾启超曰：“不有行者，无以为后图。今康先生之生死未可知。”而有为以初二日奉旨出京，次日敦促，先期逃遁，顾嗣同未之知也。御史杨深秀诵太后训政之诏，抗疏以为不可。援引大义，切陈时艰，请撤帘归政。遂偕嗣同及杨锐、林旭、刘光第与有为之弟广仁并就逮。而旭先一夕知不免，则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。嗣同既入狱，题壁曰：“望门投宿思张俭，忍死须臾待杜根。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盖怀有为及北京大侠王正谊所谓“大刀王五”者也。遂以十三日斩于市。临刑神色不变，而军机大臣刚毅监斩，嗣同呼之前曰：“我有一言！”刚毅他顾不欲听，乃从容就戮。传有《莽苍苍斋诗》二卷、《补遗》一卷、《寥天一阁文》二卷、《远遗堂集外文》二卷，皆所自定三十年以前作。性任侠好事，而与友人书言：“人生世间，天必有以困之。以夫下事困圣贤、困英雄；以道德文章困士君子；以功名困仕宦，以衣食困庸夫。天必欲困之，我必不为所困，是在局中人自悟耳。夫不为所困，岂必舍天下事与夫道德文章功名货利衣食而不顾哉？亦惟尽所当为，其得失利害未足撄我之心。‘强为其善，成功则天’，此孟于所以告滕文公也。可见事至于极，虽圣贤亦惟任之而已。君子坦荡荡，名教中自有乐地，安用长戚戚为哉！”顾嗣同之致命遂志，养之有素。其立身自有本末。而谈者藉为康有为之盛德形容，蔡锷之举兵讨袁，操之有本，在英雄别有襟抱。而论者漫谓梁启超之发踪指示，皮相目论，恶足与语天下士也哉！
蔡锷，字松坡，邵阳人。年十四，补诸生。十七而负笈时务学堂，梁启超主讲席，遂奉手焉。然得启超之心传者少，而受杨度之薰染者为多。杨度，字皙子，湘潭人也。尝受经王闿运，自谓承其平生帝王之学，而留学日本，倡君宪救国之论。而锷稍长亦东渡，入日本士官学校。乡人之中，独与度契。休假日，必饭于度。放言高论，谓“非军国主义不足以救积弱之中国。而近百年来，为一切政治之原动而国制组织之根本者，立宪制是也。为一切军事之原动而国军组织之根本，则义务兵役制是也。两者相反而以相成。自国家言，则立宪制者，求其个性之发展，故自由者，义取诸分，对内者也。义务兵役者，求其团体之坚固，故强制者，义取诸合，对外者也。自人民言，则有与闻政治之权利，即有保卫国家之义务。大君与人民共国家，即可课人民以兵役。”与度之君宪救国论，此唱彼和。于时清政既替，变法无成，海外三岛，志土云集。而抱负不同，各有揭帜。持君主立宪论者，以为“法制既修，政有常轨，君主不过虚器，何必汉人尸名。国步方艰，外侮频仍，苟以革命起衅，必贻瓦解之祸。”大放厥词以为之主者，保皇党之梁启超，而《新民丛报》其喉舌也。不然其说而倡民主立宪者，则曰“治人治法，不可偏废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”主之者厥为国父，而为之喉舌以与《新民丛报》旗鼓相当者，则有汪精卫、胡汉民等主编之《民报》。而度依违其间，盖其持君主立宪与启超同，而保皇则匪我思存。于是异军突起以创《中国新报》。亦能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。而吐属婉约，不激不随，以视《新民丛报》之铺张排比、好为无端厓之词者。意度温文，动人娓娓，一册风行。而国父之自南洋抵东京也，下车之后，首造于度。谈三日夕，欲伸所信而引为同志，而度不以为可。临别而国父喟然曰：“吾舌敝而君执之坚。”度谢曰：“愧不克承公教。顾有一友，与公英雄所见略同，愿介以见。”国父问何人，曰：“黄克强”。而黄兴与国父之相见，则度为之介也。旋归国应经济特科试，列第一。或谗于太后曰：“启超之党也。”罢不用。而袁世凯方柄政，力荐度，召对，赏四品京堂，以为宪政编查馆提调，于是度以世凯为举主矣。既而宣统即位，其父醇王摄政，世凯称足疾罢，而度亦浮沉仕不进。及辛亥革命，黄兴以黎元洪起兵武昌，摄政王莫知所为，起世凯督师。朝旨未颁，而度先驰谒世凯，有所陈说。世凯之出也，遣唐绍仪赴沪媾和，而命度南下协赞。度与黄兴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