贬词。威尔思约士钊赴别墅，从容谈及中国，慨然曰；“民主主义，吾人辩之使无完肤，只须十分钟耳。但其余主义脆弱，且又过之。持辩至五分钟，即已旗靡辙乱。是民主政治之死而未僵，力不在本身，而在代者之未得其道。世间以吾英有此，群效法之，乃最不幸焉。中国向无代议制，人以非民主少之。不知历代相沿之科举制，乃与民主精神深相契合。盖白屋公卿，人人可致，岂非平等之极则？贸然废之，可谓愚矣。吾欲著一书曰‘事能体合论’，意在阐明何事须用何能，何能始为何事。事能之间，有一定之选择方法，使之体合。中国民治，其病在事能之不体合也。”为太息者久之。而肖伯纳之所以语士钊者，意尤诙诡，谓：“能治人者始可治人。林肯以来，政体有恒言曰：‘为民利，由民主之民治。’然人民果何足为治乎？如剧，小道也，编剧即非尽人能之。设有人言‘为民乐，由民编之民剧’，岂非不词？盖剧者，人民乐之而不审其所由然；苟其欲之，不能自制，而必请益于我。唯政府亦然。英美之传统思想，为人人可以治国，中国则反是。中国人而跻于治人之位，必经国定之试程。试程虽未必当，而用意要无可议。余所当讲，亦如何而使试符其用耳。”于是士钊之政治信念渐变，遂返国也。会曹锟以直隶督军胁总统黎元洪而逐之，其大将吴佩孚练兵洛阳，申讨军实以为奔走御侮。锟弥洋洋自得，又欲藉重议士，饵诱以选为总统。士钊既未甘以自货，遂遁而之上海。橐笔已久，辄复思论。而自以《甲寅》得大名，欲踵前轨，名仍《甲寅》，刊则以周。招资授事，计议初定而轩波大起。江苏督军齐燮元用吴佩孚之命，起兵以逐卢永祥于浙江。吴佩孚自将大军出山海关以攻张作霖。冯玉祥随吴佩孚出师而有贰志，取间道归以袭北京，取曹锟，而与作霖联军以夹击佩孚，尽俘其众，欲推段祺瑞以主国是。祺瑞失职久，莫知所为，而以士钊能文善论，思请以为谋主。士钊乃置《甲寅》周刊不论而奔命以赴，告祺瑞曰：“约法既坏，新法未生，何用总统旧名。西史纪元前，罗马初设民主，署曰公萨，译为执政。请以临时执政名义起用事。”于是祺瑞以执政建号北京，而用士钊为司法总长，寻兼教育总长，为十三年十一月也。自以为习熟情伪，奋欲更张，天是涣然号于众曰：“吾国兴学己久，而校纪日颓，学绩不举。学生谋便旷废，致倡不受试验之议。即受试矣，或求指范围，或胁加分数，丑迹四播，有试若无。为教授者，以所讲并无切实工夫，复图见好学生以便操纵，虚应故事，亦固其然。他国大学教授，在职愈久，愈见一学之权威，而吾国适得其反。夫留学生初出校门，讲章在抱，虽无成业，条贯粗明。而又朝气尚好，污俗未染，骤膺教职，亦以兢兢。此类人选，他国至多置之研究院内，助教室中，而在吾国，则为上品通才，良足矜贵。何校得此，生气立滋。过此以往，渐成废料。新知不益，物诱日多，内谄学生，外干时事。标榜之术工，空疏化为神圣；犷悍之气盛，一切可以把持。教风若斯，谁乐治学？独念吾国号为文化古国，海通以还。学术之途径日辟。今时述作，将百倍于古而未有已。乃自上海制造局倡议译书以还，垂四五十年，译事迄无进步，而文字转形芜俚。所学不邃，卤莽灭裂。读之，转发不如无书之叹。昔徐寿、徐建寅、华蘅芳、李善兰、赵元益辈，所译质力天算诸书，贯通中西，字斟句酌；由今视之，恍若典册高文，攀跻不及。即下而至于格致书院课艺，其风貌亦非今时硕博之所能几。以云进化，适得其反。髦士以俚语为自豪，小生求不学而名家，黄茅白苇，一往无余。学者自扪，宁诚不怍？而为之学生者，读西籍，既无相称之功能；质本师，又乏可供之著述。几纸数年不易、破碎不全之讲义，尸祝社稷，于是出焉。此云兴学，宁非背道？且大学为学术总集之名，犹之内阁为政治总集之名。内阁有长财政者，不闻称财政内阁；有长司法者，不闻称司法内阁。今大学有农业大学，有工业大学，有法政大学，甚至师范美术，文科中之一部耳，亦独立称大学。干为支灭，别得类名，逻辑所不能通，行政所大不便。部落思想，横被学林。卒之兼课纷纭，师生旁午，学统尽坏，排媢风生。欲图易俗，乃画三策：一、本部设考试委员会，仿伦敦大学成例，学生入学毕业诸试，概由部办。二、本部设编译馆，求各大学教授通力合作，优加奖励，期以新著，播之黉舍，辞理并富，餍人取求。三、合并北京各大学。”骤议之日，士钊持说侃侃，无所避就，莫之能难。然而风声所播，诟谤乃丛。部试诸生，青年尤大不悦。先生长者，阳持阴默而阴和之，潜势极张。宏奖著述，则以为欲甄别教授。而合并各大学，施受之间，暗潮不可终日。士钊又以其间緟刊《甲寅》，论多违俗。于时胡适方主讲北京大学，而以倡新文化称大师，万流景仰，薄海风动。顾士钊则切论之，以谓；“新者对夫旧而言之。彼以为反乎旧之即所谓新。今即求新，势且一切舍旧。舍旧，何有历史？而历史者，则在人类社会诸可宝贵之物之中，最为宝贵。今人竞言教育，不知教育者，在以前辈之所发明经验传之后人，使后人可以较少之心力进而益上；不似前人之枉费心力，惨淡经营，以安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