召不至。安石在仁宗时，论立英宗为皇子与韩魏公不合，故不敢入朝。安石虽高科有文学，本远人，未为中朝士大夫所服，乃深交韩、吕二家兄弟。韩、吕，朝廷之世臣也，天下之士，不出于韩，即出于吕。韩氏兄弟绛字子华，与安石同年高科；维字持国，学术尤高，不出仕，用大臣荐入馆。吕氏公著字晦叔，最贤，亦与安石为同年进士。子华、持国、晦叔争扬于朝，安石之名始盛。安石又结一时名德之士如司马君实辈，皆相善。先是治平间，神宗为颖王，持国翊善，每讲论经义，神宗称善。持国曰：“非某之说，某之友王安石之说。”至神宗即位，乃召安石，以至大用。神宗既退司马温公，一时正人皆引去，独用王荆公，尽变更祖宗法度，用兵言利，天下始纷然矣。帝一日侍太后，同祁王至太皇太后宫，时宗祀前数日，太皇太后曰：“天气晴和，行礼日亦如此，大庆也。”帝曰：“然。”太皇太后曰：“吾昔闻民间疾苦，必以告仁宗，常因赦行之，今亦当尔。”帝曰：“今无它事。”太皇太后曰：“吾闻民间甚苦青苗、助役钱，宜因赦罢之。”帝不怿，曰：“以利民，非苦之也。”太皇太后曰：“王安石诚有才学，然怨之者甚众。帝欲爱惜保全，不若暂出之于外，岁余复召用可也。”帝曰：“群臣中惟安石能横身为国家当事耳。”祁王曰：“太皇太后之言，至言也。陛下不可不思。”帝因发怒，曰：“是我败坏天下耶？汝自为之。”祁王泣曰：“何至是也。”皆不乐而罢。温公尝私记富韩公之语如此，而世无知者。崇宁中，蔡京等修哲宗史，为《王安石传》，至以王安石为圣人，然亦书慈圣光献后、宣仁圣烈后因间见上，流涕为言安石变乱天下，已而安石罢相。岂安石之罪虽其党竟不能文耶？抑天欲彰吾本朝母后之贤，自不得而删也？帝退安石，十年不用。元丰末，帝属疾，念可以托圣子者，独曰：“将以司马光、吕公著为师傅。”王安石不预也。呜呼，圣矣哉！神宗元丰四年，召北京留守文潞公陪祀南郊。会更官制，自司徒侍中拜太尉，罢侍中，为开府仪同三司、判河南府，陛辞。先是，故参知政事王尧臣之子同老以至和中潞公与刘沆、富韩公、王参政尧臣，共乞立英宗为皇嗣，章草进呈，明其父功。帝留之禁中，面问潞公。公对与同老合，乃加潞公两镇节度使，官其子宗道为承事郎。潞公力辞两镇，止受食邑。刘沆赠太师、中书令、兖国公；子仅自祠部员外郎为天章阁待制。王尧臣赠太师、中书令，谥文忠；子同老自水部员外郎充秘阁校理。富公进司徒，子绍京除阁门祗候。富公之客李亻思问公曰：“公治平初进户部尚书，屡辞，今进司徒，一辞而拜，何也？”公曰：“治平初乃某自辞官，今日潞公以下皆迁，某岂敢坚辞，妨他人也？”盖潞公与荆公论政事不合，出判北京，七年不召，自此帝眷礼复厚矣。
神宗初，欲破夏国，遂亲征大辽，御营兵甲、器械、旗帜皆备，分河北诸路兵，遂将置保甲民兵，诸路骚动。一日，帝衣黄金甲以见光献太后，后曰：“官家着此，天下人如何？脱去，不祥。”又欲京城安楼橹，后亦不许，但以库贮于诸门。
神宗友爱，二弟不听，出于外，至元初，宣仁太后始命筑宅于天波门外，既就馆，哲宗奉宣仁后临幸。有旨：二王诸子各进官一等。舍人苏轼行制辞曰：“先皇帝笃兄弟之好，以恩胜义，不许二叔出居于外，盖武王待周、召之意。太皇太后严朝廷之礼，以义制恩，始从其请，出就外宅，得孔子远其子之义。二圣不同，同归于道，可以为万世法。朕奉侍两宫，按行新第，顾瞻怀思，潸然出涕。昔汉明帝问东平王，在家何等为乐？王言‘为善最乐’。帝大其言，因送列侯印十九枚，诸子年十五以上悉带之，著之简册，天下不以为私。今王诸子，性于忠爱，渐于礼义，自胜衣以上，颀然皆有成人之风，朕甚嘉之。其各进一官，以助其为善之乐，尚勉之哉，毋忝父祖，以为邦家之光”。次日，丞相吕大防、范纯仁二夫人入见，宣仁后曰：“昨同皇帝幸二王府，二王侍立，尚食甚恭。皇帝待之亦尽礼。吾老矣，深以此为喜。”又曰：“仁宗事燕王，尽子侄之礼。王颇自重，但以行第呼仁宗，虽禁中服用，王辄取之，仁宗不敢吝。吾二儿岂敢如此？”呜呼，后之言，其旨深矣！不幸后上仙，小人谤毁靡所不至，天下冤之，其详伯温著之《辨诬》云。
●卷四熙宁七年春，契丹遣使萧禧来言：“代北对境有侵地，请遣使同分画。”神宗许之，而难其人。执政议遣太常少卿、判三司开拆司刘公忱为使，忱对便殿曰：“臣受命以来，在枢府考核文据，未见本朝有尺寸侵虏地。且雁门者古名限塞，虽跬步不可弃，奈何欲委五百里之疆以资敌乎？臣既辱使，指当以死拒之，惟陛下主臣之言，幸甚！”帝韪之。忱出疆，帝手敕曰：“虏理屈则忿，卿姑如所欲与之。”忱不奉诏。初以秘书丞吕公大忠为副使，命下，大忠丁家艰，诏起复，未行，公亦使回。虏又遣萧禧来，帝开天章阁，召执政与忱、大忠同对资政殿，论难之久。帝曰：“凡虏争一事尚不肯已，今两遣使，岂有中辍之理？卿等为朝廷固惜疆境，诚是也，然何以弭患？”大忠进曰：“彼遣使相来，即与代北之地，若有